他是钟情于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知名学者；还是研究、传播齐鲁文化的大家；他虽然著作等身，成名已久，但依然在学术园地、三尺讲台辛勤耕耘；他不仅在专业学术圈声名远播，在政协履职尽责的舞台上同样鼎鼎有名；他叫刘德增，一个把生命中所有的激情都给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齐鲁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人。
文化长河流淌不息
“人的身上遗传着两大基因，一是生物基因，一是文化基因。”读书如痴，著文如醉的刘德增心有执念，始终孜孜不倦。秋水长天，恬情淡韵，有中年风，满身书卷气的刘德增，聊起传统文化来，不仅对东夷文化、齐鲁文化等了然于胸，对礼乐文化、民间文化也是信手拈来，举手投足间，那种陶醉之情映射出传统文化的磅礴之力。
1980年，刘德增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素以“文史哲”研究见长的山东大学历史系。当年的山东大学历史系拥有童书业、张维华、郑鹤声、王仲荦等一批蜚声海内外的史学大家。在校园里，刘德增一头扎进茫茫史海中尽情倘佯。四年后，他考入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成为安作璋先生的门生。安先生是研究秦汉史大家，刘德增苦读三年，得其真传。
“齐鲁文化纵看源远流长，横看辐射四方。”考古发现表明，东夷文化从“最早的山东人”——距今三四十万年的沂源人开始衍生，到距今万年的新石器时代开始繁荣昌盛起来。刘德增强调：“东夷文化不仅是齐鲁文化的源头，也是齐鲁文化的底色。”
“齐鲁文化发展史上的第二个关键时间点是西周初年，关键人物是周公。”刘德增说，周公辅助周武王灭商立国，又辅佐周成王安邦立制，通过分封制确立了中央与地方的管理体制，在山东一带分封了齐、鲁两大诸侯，确立了齐鲁文化的地域空间，还制礼作乐，开启了从巫术文化到世俗文化的转型发展，成为中华传统文化史上的“元圣”。他为鲁国制定了以礼治国的方针，实行了与政治方针相辅相成的经济方针——男耕女织，由此奠定了鲁国的礼乐文化特色。
“姜尚的作用也不能忽视。”刘德增说，在周初这个时间点上，齐国迎来了开国之君姜尚。齐地本是一片盐碱不毛之地，姜尚因地制宜，利用齐国滨海德优势，大力发展渔业、盐业，对脚下那片盐碱地，则大量栽种对土壤适应性较强的桑树，发展蚕丝业。齐国走了一条“工商立国”的路子。与鲁国不同，齐国优先考虑的是经济方针，与经济方针配套的政治方针是“尊贤上功”。这样的经济与政治方针造就了多元、开放的齐文化。
六国灭，秦一统，文化的统一势在必然。这是齐鲁文化的又一个关键时间。刘德增告诉记者，齐、鲁文化各有谱系、各有特色，但最终齐文化认同于鲁文化，古人称为“易青齐为邹鲁”，有两项政策是重要推手：一是从秦朝开始推行的重农抑商，二是汉武帝实施的独尊儒术。在齐、鲁文化融合的过程中，齐文化的特色没有完全消亡，其优秀成份有机地融入、遗传下来。
在当今山东人身上，仍然流淌着齐鲁传统文化的基因。故此，考察、阐析“正统的山东人”的文化个性，也成为刘德增用力的方向。
洙泗汇成文化主流
中华传统文化是“多元一体”格局，既有内在的统一性、共性的“大传统”，又有鲜明的地方性、独具特色的“小传统”。“从夏商周三代到战国，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形成了齐文化、鲁文化、三晋文化、三秦文化、巴蜀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等地域文化。”在刘德增的视线里，这些地域文化中，只有齐鲁文化在秦汉时期完成了由地域文化向主流文化的转化，而其他地域文化只是涓涓细流融入主流文化之中。
“齐鲁文化以儒学为核心，作为儒学的精神图腾——孔子则站在前所未有的理论高度，将传统的政治与道德思维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从而给齐鲁文化注入了万世敬仰的灵魂。”刘德增坦言，形成儒家学说后，齐鲁文化才真正具备了民族、地域的超越性，才真正担负起引领中华传统文化发展的历史使命。
儒学并非凭空而来，它的源头主要是以礼乐为核心的鲁文化，传统造就了孔子，孔子发扬了传统。“礼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如果在汉字中找一个字能够代表中华传统文化，那应该是非‘礼’莫属了，因为自古以来，我国历朝历代奉行的都是以礼治国的理念。”追随着这一文化脉络，刘德增在求学时就早早明确了今后的学术之路，“研二的时候，在安先生的指导下，我确定了学位论文题目为‘秦汉礼俗研究’，由此也确定了我研究的主攻方向。”
“礼是文明起源的‘中国标准’，也是国家治理的‘中国模式’。”刘德增将古代中国的社会与国家治理划分为神治、礼治、政治三个阶段。从旧石器时代后期到新石器时代是巫术统治，夏商周三代是礼治时代，从秦朝开始则进入了以政令、政策治理的时代。刘德增强调：“礼又是为人处世的‘中国方式’。”他解析“礼”的构成说，礼德核心内涵是伦理道德，此即“礼义”；礼的外在表现形式，分为“礼仪”与“礼器”，礼仪是礼的行为表示，礼器乃礼的物化表现。中国人追求的为人处世方式是，一是忠孝传家，礼敬他人；二是言行举止，文质彬彬；三是衣冠器物，端正典雅。
数十年的学术坚守，刘德增始终试图厘清我国传统文化的脉络，找寻到它的根基，追寻到它的落脚点。周公“制礼作乐”，集礼乐之大成，又为鲁国厘定了以礼治国的方针。“茫茫神州，数百诸侯，鲁国推行周礼最力，成为礼治秩序最好的地区，有着‘邹鲁礼义之邦’的美誉。”刘德增说鲁国深厚的礼治传统造就了孔子及其儒学，儒学的传播又在更大范围内形成了“齐鲁礼义之邦”。“邹鲁礼义之邦”——孔子及其儒学——“齐鲁礼义之邦”的逐次演进，正是他耕耘不懈的研究课题。
礼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统一性、“大传统”，俗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地方性、“小传统”。“民俗具有地域性，可谓‘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因此，中国历史上特别重视以礼来规整民俗，‘移风易俗’的结果，便是使礼渗透进民俗当中。”刘德增说，民俗是“礼俗一体”的结构，是活在当下的传统文化。“研究‘故纸堆’的礼学固然重要，但研究当下的民俗更重要。”在礼与俗的研究上，他更注重民俗与齐鲁传统文化、民俗与中华传统文化的研究。
在刘德增踏入学术研究殿堂之初，无论是秦汉史研究，还是礼与俗的研究，都是犁了多遍的熟地，想找一个可以有所作为的课题，已经不太容易，必须要寻觅到新鲜的养料，于是他将目光聚焦到考古发现与田野调查上。
王国维的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二重证据法”使他受益匪浅，例如，1974年3月，秦始皇陵兵马俑军阵在陕西临潼被发现。这个沉睡地下2100多年的军阵重见天日，引起了举世震动。兵马俑军阵既属军礼，也是丧葬礼制，我也将此列为研究范围。同时也使今人困惑：它是一个为秦始皇帝护驾的卫队，还是一队在始皇帝麾下冲锋陷阵的勇士？兵马俑为什么矛头向东，直指东方？为什么仅有三个兵马俑坑和一个仅有土圹的土坑？刘德增充分挖掘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提供的各种信息，提出秦俑军阵乃“八阵”中的方阵，是一种进攻型的军阵；秦俑坑是一项未竟工程，全部建成应有五个兵马俑坑。这个观点自成一家，引起了学术界高度重视，《新华文摘》《报刊文摘》《人民日报》海外版、《秦陵秦俑研究动态》《文汇报》《军事历史》等纷纷摘登、转载。他发表在《考古》上的《也谈汉代黄肠题凑葬制》、《文史哲》上的《鸟夷的考古发现》、《民俗研究》上的《板櫈、座次与合餐——秦汉坐席、座次与分餐纠正》、《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上的《从“一宇二内”“一堂二内”到“一明两暗”——秦汉民宅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等论文，也都是“二重证据法”结出的硕果。
顾颉刚主张的文献记载、考古发现与民俗传承“三重证据法”也让他如痴如醉，他的《山东移民史》以及发表在《原学》上的《从赤裸裸的崇拜到象征隐喻》、《山东社会科学》上的《女闾、巫儿、不亲迎及其他》等论文，都是“三重证据法”之作。田野调查，走街串巷，是一件苦差，他乐在其中。在广泛而深入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他完成了《大迁徙——寻找“大槐树”与“小云南”移民》《山东人的云南血脉——明代云南移民山东研究》等著作，阐释了山东人集体记忆、世代传承的“祖籍符号”与精神追求。
山东移民文化的另一个重点是“闯关东”，这是一场以山东人为主体、持续了300年的移民大潮。在“闯关东”电视剧播出之际，刘德增的《闯关东——2500万山东移民的历史与传说》也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
一件苦差事，可刘德增不仅身体力行，乐此不疲，还在他执教的齐鲁师范学院组建了“中国乡村调查研究中心”，推动文学、历史、音乐、美术等学科的教师走出课堂，走向田野地头，走进民众之中开展调研研究。脚沾泥土风餐露宿的辛勤奔波，也成就了刘德增在学术领域的累累硕果。
熟悉他的学者感叹，刘德增的学术思考与文字表达并重，以独特的文化视角、平实的语言和详实的史料，使枯燥的学术专著变成了大众喜爱的读物，他的《解读山东人》《正统的山东人》等成为畅销书。
在他的人生轨迹上，学术研究始终是他的生活乐趣，他的人生追求。迄今为止，刘德增在《考古》《光明日报》史学版、香港《新亚论丛》《文史哲》等杂志发表论文100余篇，出版了《秦汉衣食住行》《解读山东人》等专著15部，与安作璋先生合著《汉武帝大传》，主编《历史疑案的最新线索》《儒学传播研究》等8部，参编《中国通史》《山东通史》等30余部，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3次、三等奖3次。
文化滋养焕发活力
总结中国历史与当今的文化传承方式，有学校传承、家庭传承、社区（乡镇）传承、媒体传承、社会组织传承、产业传承、研究传承等等，学校传承最为重要。自公元前134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至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宣布“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2000多年的经学教育至此被国家法令所废止。一时间，赞同者有之，反对者亦夥。此后，读经与反读经的较量持续百年，犹未决出胜负。
1993年2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重新提出：“要重视对学生进行中国优秀文化传统教育”，拉开了中华传统文化教育重回学校的序幕。“直到20年以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真正回归教育的‘主战场’，标志性事件是，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曲阜孔子研究院，发出了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号召。自此，传统文化教育方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刘德增对传统文化的回归欢欣鼓舞。
中小学生处在“三观”养成阶段，以文化人、以德育人尤为重要。秉承这一理念，2003年刘德增主编了山东省中小学地方课程教材《走进齐鲁文化》。2015年，山东省教育厅组织专家研制《山东省中小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指导纲要》，受山东省教育厅委托，刘德增为课题组负责人，《山东省中小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指导纲要》是《山东省中小学德育课程一体化实施指导纲要》重要构成部分之一，2016年5月25日，教育部在济南举行《山东省中小学德育课程一体化实施指导纲要》新闻发布会。
依据《山东省中小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指导纲要》，山东省教育厅启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材编写。刘德增再次披挂上阵，应邀担任了山东教育出版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科书总主编。“传统文化教材编写是一件难度很大的工作，要求编撰人员不仅要有广博扎实的国学素养，也要具备判断、处理传统文化精华与糟粕的能力，还要了解不同年龄段学生的认知水平，要懂得教育教学的基本规律、基本要求等等。”刘德增与郭永军、杨朝明、殷昭俐、宋立林等分册主编通力合作，高质量地完成了三个学段11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编写。经过评审，成为唯一一套小学、初中、高中三个学段全部入选的教科书。
他没有满足于此，深入中小学校调查研究，针对存在的问题，他提出改进之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必须做好“四个重新”：重新回归“文化”、重新发掘“经典”、重新扬弃“传统”、重新回归“日常”。他大声疾呼：要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学校教育的“底色”。他多次在教育部中小学领航校长培训班、齐鲁名师名校长培训班上宣讲这些理念，引起热烈反响。
长年来，刘德增不仅在学术研究和教育领域大放异彩，在社会工作方面也当仁不让，尽心尽责。作为民进山东省委会副主委、省政协常委、省政协科教卫体委员会副主任，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是他议政调研的重点课题，在政协会议上，他以个人或民进山东省委会的名义，提交了多项提案，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
“我从35岁加入政协至今已经25年了，在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工作期间，参与了文史委编辑的所有书籍，非常喜欢政协团结友爱、畅所欲言的工作氛围，对政协有着很深的感情。”刘德增抚今追昔，回忆起从风华正茂到白发丛生的政协履职生涯，感慨万千。“到了教科卫体委员会以后，关注德重点依然是文化与教育，这是我真心喜欢的领域，也是真心想全力以赴的工作。”
事实上，刘德增在人民政协恪尽职守的25年，也是他在民主协商的大潮中劈波斩浪的峥嵘岁月。刘德增始终不忘初心，坚守使命，为优秀传统文化的延续与传播发出时代召唤。
“莒文化是重要的区域文化之一，别具特色，但研究、阐发不够。”在2013年省政协全会上，刘德增联合多位委员提交了《关于设立莒文化发展基金的建议》，呼吁加大对莒文化研究开发的支持力度，设立与莒文化相关的文化发展基金，成立莒文化研究院，以文化带动区域绿色经济的发展。2015年，莒文化研究院成立，莒文化研究方兴未艾。
“近年来，虽然我省在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可谓轰轰烈烈。但也存在良莠不齐等问题。”在2016年山东省政协全会上，刘德增提交了《弘扬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美德山东”》的提案，有关部门做了积极回应。
在举国同庆建党百年之际，刘德增作为“致敬百年·政协委员为青年讲党史”宣讲员，到德州市政协、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山东工程职业技术大学等单位，举办“文化自信：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学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齐鲁优秀传统文化的论述”的公益讲座，反响热烈。
一次次的挺身而出，一份份的仗义执言，一回回的振臂呼喊，都源自刘德增对中华文化炙热的爱。文化的伟力，让人不可小觑，这样的文化传播使者，使人肃然起敬。
记者宋晓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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