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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甲午战败后的李鸿章被铺天盖地的唾沫淹没，力图再度雄起，李鸿章带着两个儿子和大批幕僚，一行45人从上海租界出发，乘法国邮轮赴俄，再经铁路赴德，李二先生虽在国内被千夫所指，但在西方眼里却是“最受欢迎的中国人”，个中原因，无非列强想借中堂大人的奏折，完成各自殖民和商业的小算盘。
6月13日，李鸿章在莫斯科签完日后令他后悔不已的《中俄密约》后，便乘火车前往德国柏林。李鸿章是德国军火的大买家，自然受到德国朝野的高度重视，不仅在皇宫里享受了威廉二世的国宴款待，还专程去汉堡跟退休赋闲的俾斯麦谈笑风生.
李鸿章此行的重头戏其实是全面考察德国军事工业。6月28日，他应克虏伯集团主人Friedrich Alfred Krupp的邀请，对克虏伯集团产业连续考察了4天，辗转多家兵工厂，目睹了举世闻名的克虏伯大炮从熔铸、轧钢、切削，到冲压、锻造、装配的全部制作过程。
火炮是克虏伯公司的拳头产品，在普法战争最关键的色当战役里，500门克虏伯钢制后膛火炮像“镰刀收割麦子”一样，将拿破仑三世的军队轰成碎渣。李鸿章从创办淮军开始，就对克虏伯大炮青睐有加，从1871年1895年，中国一共购买了1942门克虏伯重炮，耗资上千万两白银。
在购买克虏伯大炮之初，李鸿章就组织国内仿造，不仅安排翻译了大量技术资料，还在江南制造局进行模仿尝试，但克虏伯公司产品迭代很快，火炮结构、材料、口径、射程、精度等每年都有进步，国内从钢材到火药全面落后，甚至直到李鸿章去世，大清也没仿制成功一台克虏伯大炮。
在工业领域，看得见的差距已然惊人，在科技领域，看不见的差距更是悬隔霄壤。
李鸿章访问德国的1896年，正是物理学突飞猛进的年代，X射线于1895年被发现、放射线于1896年被发现、电子于1897年被发现，三大物理学成就代表了现代物理的诞生。当大清国还在为造出一枚合格的炮弹而抓耳挠腮之时，西方科学的研究已经由宏观时代进入到了微观时代。
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要想追赶上西方已经领先两百年的工业和科技，到底缺什么东西？我们是不是一直就是这么弱？
抚今忆昔，四处办厂但功效甚微的晚清洋务派没有答案，直到100多年后，屡败屡战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人终于在某些高端科技面前逐步站稳了脚，从千年以往到未来的工匠制造漫漫长路似乎越来越清晰。
千年工匠在中国
在人类文明社会里，工匠是专门从事制造的职业群体，事实上中华文明作为全球唯一一个数千年文化传承未曾中断的文明，工匠在中华大地上代代相传，绵延不绝。
源于春秋时期《周礼》里的制造业重要文献《考工记》曰：“审曲面势，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百工指的是制备民生器具的人，既可指周代主管营建制造的职官名，又可泛指各种从事生产制造的人。这些从事生产制造的人就是工匠。
称“百”，意指工匠种类繁多，显示了先秦时代中国的制造业已具有高度的部门分工。《考工记》神圣化了制造活动的起源，称：“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烁金以为刃，凝土以为器，作车以行陆，作舟以行水，此皆圣人之所作也。”
对于制造出来的产品质量，《考工记》也有论述：“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则不时，不得地气也。”用现代观念来理解就是，《考工记》提出了一个制造产品时，质量受环境、材料、工匠技能等综合因素影响的理论。封建时期的制造业因其产品直接供官府/朝廷使用，一般受到朝廷的严格管控，官府对产品质量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在论述制造车轮的工匠“轮人”时，《考工记》谓：“故可规、可萭、可水、可县、可量、可权也，谓之国工。”这句话的意思是，那些造出的车轮形状符合规范、测量时各项指标达标的工匠，可以称为国家级工匠。
在谈到制作矛的“庐人”时，《考工记》称：“六建既备，车不反覆，谓之国工。”由此可见，在先秦时代，中国已经有了评判工匠等级的标准，而工匠的等级是由其产品的质量决定的。与工匠有密切关系的《墨子》用工匠遵守工艺来比喻治国必须遵循法度：“百工为方以矩，为圆以规，直以绳，正以县。无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为法。巧者能中之，不巧者虽不能中，放依以从事，犹逾己。故百工从事，皆有法所度。”为了保证产品质量合乎要求，工匠在制造过程中必须遵守一定的规范，而工匠头脑中的规范意识及其在生产制造中的落实，便是今人通常所说的工匠精神。
因此，工匠精神在中华文明里也同样发端于对产品质量的控制。
工匠精神的 “精神与制度”
在制造业的早期历史上，工匠往往受产品需求者即朝廷的直接管控，官府对于产品质量有着严格的要求，并制定了相应的制度予以保障。正是这种管控制度激发了最初的工匠精神。实际上，手工业时代的制造业，制造手段的落后本身就对工匠的工作态度等工作伦理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换言之，精神因素是弥补技术因素缺陷的一种变量。
当生产主要依靠手工劳作进行时，制造过程依赖于人的器官发挥感知与运动的功能，但人的身体既很容易面临力量上的极限，又不容易稳定如一地保持固定状态，由此给生产活动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例如，情绪就是一种影响人对外部情境做出反应的特殊动机。工匠情绪的波动显然有可能影响其技艺的发挥。
工匠以手工劳作的方式从事制造时，为了减少不确定性，成功造出符合设计目标的品质稳定的产品，必须十分注意对身体进行操控，也就必须将精神和注意力集中于和制造活动有直接关联的身体感知与运动上。这就有了专心致志和一丝不苟等工匠劳作时的工作状态与精神风貌。可以说，专心致志和一丝不苟的工作状态是简陋的手工劳作条件下生产制造顺利进行的内在要求。
人类社会里各种看似虚无缥缈的“精神”，在其产生之初，往往有着很实用的功能，工匠精神也不例外。不过，若欲使精神因素真正对实际行为产生作用，相应的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总是不可或缺的。精神往往由人心理层面的内驱力维持，但内驱力具有高度不确定性，无法保障精神持续稳定地存在。
制度的作用，便在于从外部施加强制力量，使精神因强力刺激而持续性地维持存在。也只有当精神因为持续性的存在而成为习惯时，精神才真正能够对行为施加强有力的影响。可以假设，在上古时代，最初的工匠为了确保产品品质而发明了一套工作伦理，这套工作伦理主要依靠工匠个人的自律来贯彻。随着历史的发展，相关的制度出现了，强制性地要求每个工匠都要在制造活动中贯彻工作伦理，久而久之，部分工匠将这种工作伦理内化于心，不需要强制性的制度也能贯彻实行，工匠精神作为一种价值观就稳固了。历史假设很难验证，但中国古代的物勒工名制度与工匠精神之间的关系，是有史料能够予以支撑的。
物勒工名
我们通常能在一些高端工具或者产品上看到一些独一无二的产品编号，既可以防伪又可以做到可追溯性，几十年前的产品在几十年后只要编码还在，依然可以凭着代码去维修保养。当然，我们在惊讶这种做法的严谨时，这种方式并不是某个后发工业国家的首创，我们在春秋时期，就悄然形成了一种叫做“物勒工名”的制度，指产品的制造者要把自己的名字刻在上面，以方便管理者检验产品质量，
物勒工名，《吕氏春秋》在论述“孟冬之月”时曰：“是月也，工师效功，陈祭器，按度程，无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必功致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
人性是复杂的，趋利避害与好逸恶劳是人类的自然本能，这种自然本能有可能会导致偷工减料与弄虚作假等负面行为。文化是与自然相对的力量，具有约束和引导自然本能的作用。工匠精神不可能是人类社会凭空产生的价值观，也不是人类的自然本能，它一定是人类在生产制造中长期相互交往而逐渐积累的行为规范，这种行为规范投射至思想意识领域就形成了工匠精神。
在历史上，秦国成功统一天下既可归因于商鞅变法，赳赳老秦, 铮铮锐士又离不开秦弩，秦剑等精良兵器的供给，而秦国实行的物勒工名制度，保证了兵器制造的质量。
梁玉绳曰：“ 后世制器镌某造，盖始于秦。”意思是，从秦国开始，中国就有了让工匠把名字刻在自己制造的产品上的制度，而这项制度便于对产品质量进行追责，令工匠不敢弄虚作假。
商鞅变法以后，秦国建立了严密的法律体系，用来管控社会。物勒工名制度也是通过法律来确保其有效性的。出土简牍对于秦律的记载反映了这一点。首先，秦国将具有高超技艺的工匠视为一种战略资源加以保护，工匠在秦国的劳动者中具有相对特殊的地位。秦律曰：“隶臣有巧可以为工者，勿以为仆、养。” 意为，隶臣当中有具备技艺可以当工匠的，就不要让他们去当给人赶车、做饭的仆役。
其次，秦国制定了严格的生产纪律与产品规范，并通过严厉的刑罚措施来督促工匠保证产品质量。一条秦律写道：“为器同物者，其小大、短长、广狭必等。” 这条规定了制造同一种器物的大小、长短和宽度必须相同。秦法之细密可见一斑。与物勒工名制度一样，秦国主要依靠各种明确而严厉的惩罚措施来约束工匠，进而保障制造业的品质。
一旦工匠精神萌生后，其维持和传承就需要依靠一定的社会化机制，这种机制固定下来就形成了制度。换言之，如果将工匠精神视为一种工匠们共享的遵守生产纪律与注重产品质量的文化，那么，这种文化是建立在物勒工名等具有实际约束力的制度之基础上的。
正是强制性的制度，消灭了工匠在制造活动中可能会采取的偷工减料等投机行为，约束了人性中负面的自然本能。随着时间的累积，当工匠在物勒工名等制度下习惯性地自觉注重产品品质后，作为文化的工匠精神就诞生了。从这个意义上说，物勒工名可谓中国工匠精神在制度层面之发端。
物勒工名是基于对产品质量的严格要求而在制造手段上实现的组织创新，因此，最初的工匠精神论其本质就是一种保障产品质量的手段。进一步说，物勒工名制度的产生表明，中国古人已经认识到，制造业产品的质量不完全取决于技术，也会受制造者的工作态度影响。同一个工匠在一定时期内的技术与技能是相对稳定的，在此情形下，工匠的工作态度就成为决定其产品品质的关键变量了。
如果将文化界定为价值观体系，则工匠精神作为一种对待工作的价值观，也就是一种文化。由此可以推论的是，工匠精神一经养成，将影响到制造活动的各个环节。
历史里的手工具与制造
有人说中国的工匠在古代靠的只有经验，没有记录与传承。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风雨飘摇中的大明王朝晚年，是为崇祯十年，由宋应星编制的全球第一部综合性技术百科全书《天工开物》中篇-锤锻 开篇第一句，宋子曰：金木受攻而物象曲成. 中篇 详细的介绍了钻、锯、刨、凿等金属加工技术。尽管当时中国没有现代机床，但钻、锯、刨、凿等仍然是现代机床的刀具进行加工的主要运动形式。
《天工开物》时代里的的中国人使用单个的手工具来实现这些运动，现代机床则用更复杂的平台来实现这些运动。然而，使材料发生变化的基本运动形式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运动形式赖以实现的工具。
我们可以把制造业理解为设计、材料、手段和产品这四大要素，把存在于脑海中的设计变为实实在在的产品的过程。变化的过程就是用一定的手段改变材料的形态，而手段又包含了工具、方法和组织这三大次级要素。很显然，设计、材料与手段的变化，要么创造出新的产品，要么使既有产品用新的方式生产出来。
当茹毛饮血的先民打制石器时，工具做为最重要的要素就已经存在。中国几千年的战八荒 扫六合冷兵器时代是，而今天人类制造的各种飞机潜艇能上天入地，依然可以抽象的理解为这些工具要素的组合。人类制造业的历史，便是这些构成要素演化的历史；制造业的未来，亦取决于这些构成工具，方法和组织要素的变化。
匠心造物，物显匠心
今天工匠精神一词虽然已经被写进国家层面，但似乎仍然是西方工业国家，特别是德日制造业的代名词，反馈到我们五金工具行业，可以体现在具体的产品上。
1806年，是为大清嘉庆十一年，第一次工业革命在欧洲大陆，与北美大陆上已经如火如荼，世界上第一台蒸汽动力的钻机在这一年由英国人Samuel Miller所发明，从此正式开启了人类在矿产开采，建筑拆除领域新的篇章。
随着工业的发展，也由于矿工和隧道工人的大量需求，推动了气动凿岩机的发展，早期蒸汽机驱动的钻机需要火才能运转，而通常在矿山和隧道中的通风条件不足以排出燃烧的气体。并且，矿山和隧道还可能包含各种易燃易爆气体，例如甲烷。而蒸汽也无法长距离输送提供能量。一种全新的能量输送方式开始出现，人们开始把空气压缩之后输出作为动力，相比之下，压缩空气可以在不损失能量的前提下进行长距离输送，压缩空气还可以用于设备供电，使用设备使矿井或隧道通风。
自19世纪40年代后期开始，欧洲国家之间大量铁路的修建，使整个欧洲对机械凿岩机的需求日益剧增，这激发了人们对气动凿岩机的研究。法国人FranoisCavé 设计了一种使用压缩空气的凿岩机，他在1851年获得了专利。但是，每次冲程都必须将空气手动吸入气缸中，在商业上并不成功。
1854年， Thomas Bartlett 英国制造了真正可以商用的空气压缩凿岩机，并在1855年为其申请了专利，并在同时期，经过了德国人Schumann，工程师Germain Sommeiller 等人的改进，这种全新的空气压缩凿岩机 最终凿穿了阿尔卑斯山，打通了瑞士与意大利之间的铁路隧道.
随着压缩空气动力的发展，也直接促成了压缩空气动力工具的品牌巨头Atlas Copco 阿特拉斯·科普柯 和 Ingersoll Rand 英格索兰 两家气动工具为主的行业巨头。
紧随而来以电力为主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了全新的动力方式。锤镐凿子的打击声，爆炸性的排气，加上高频率的振动，使得气镐在个人健康安全领域备受诟病，全新的拆除工具伴随着1914年德国 Fein 泛音公司发明了第一台电锤而带来新的产品革命，1932年德国BOSCH 博世批量生产了第一台 BOSCH-Hammer， Hilti，Makita等公司都有在锤镐诸如安全性能，静音，防震等领域有自己专利性的建树，电动有着更加方便快捷的特点，使得电动锤镐在当今的五金行业，建筑行业等领域里迅速占住了主导位置，虽然在锤击的力度，产品成本还是与气动有差距，但是随着锂电无刷技术的出现，也许未来还会发生重大的产品变革.
然而200多年以来，从蒸汽凿岩机到 空气压缩凿岩机到 液压凿岩机以及现代的电动锤镐，锂电锤镐，产品主体的呈现形式一直在变，一直在进化升级，但唯一没变的，却是搭配这些工具的那支凿子. 200多年前的英国人用的那支凿子是这样子，2021年的今年也大约还是这样子，不光本质没变，外观也几乎没变.
有意思的是，当全球绝大部分电动锤镐，各类工具都在中国大陆地区有自己的OEM工厂时，BOSCH, HILTI, MAKITA等全球主流一线品牌纷纷选择在中国OEM或者直接建厂后，作为最基础的凿子，把一根铁棒的头部砸扁或者磨尖的看起来非常没有任何技术难度的凿子，BOSCH, HILTI, DeWalt, Milwaukee等全球主流一线锤镐电动工具品牌，却没有一家把凿子的供应商选在中国。如我们在文章开头的Hilti 喜利得那段视频里行云流水的凿子那般，一支延绵二百多年的凿子，看起来不复杂，事实上绝不简单。
Aresi SpA 总部位于意大利Brembate，是一家历史悠久的工业品公司，在锤镐工具生产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BOSCH 博世于1999年开始控股，到2002年完全收购，BOSCH在全球的自磨凿子迄今为止打的标都是Made in Italy , 而锤镐领域的工业级品牌 Hilti 喜利得 则在匈牙利有着自己的工厂 ，专门生产电锤钻头，凿子，金刚石锯片等附件，这类产品则全部是Made in Hungary。Milwaukkee 则是Made in Gemany, DeWalt 又是Made in USA 。
这些全球工具行业的优秀品牌，成功地向世界讲述他们的产品价值，这些产品的价值也让一个的国家的价值得到了升华。
这些品牌为什么不把凿子放到中国来OEM，究其原因，有出于市场体量上的考虑（BOSCH的一支SDS自磨扁凿售价达120RMB以上，Hilti的一支自磨凿甚至高达300RMB以上，而国产的一支自磨凿不过区区10块. 在强大的中国制造体量面前，高档凿子的体量被进一步压缩.）, 根本上其实还是早年中国还没有一家工厂的凿子的质量可以达到这些品牌的要求。
事实上，在高端制造，我们从来不会缺席，我们缺只是一点点时间而已，在宁波市海曙区章水镇的一个村上，有一家名为 宁波市海曙神龙工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神龙工具） 的工厂就慢慢的在凿子这个极度细分市场，走上了一条五金行业的隐形冠军之路.
宁波历史悠久，是7000年前新石器时代河姆渡文化的发祥地。近代以降，宁波又是东南沿海的重要港口和工商重镇。1842年“五口通商”，长三角有两个口岸，即上海和宁波。宁波在老上海人眼中是“外婆家”，上海话中的“阿拉”二字就来自宁波。1948年，在上海的宁波人比例为1/5。
宁波的甬商开辟了上海工商业的多个第一，如近代上海第一家银行、第一家证券交易所、第一家五金店、第一家绸布店、第一家火柴厂、第一家染织厂、第一家化学制品厂、第一家印刷厂、第一家国药店、第一家灯泡厂、第一家钟表店……。孙中山说：“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能力之大，固可首屈一指也。”
宁波目前下辖6个区、2个县、代管2个县级市，总面积9816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半上海；常住人口854.2万人，相当于上海的35%；2020年宁波的GDP接近1.3万亿元（相当于上海的31%），居全国城市第12位，出口额居全国城市第5位。
也许是冥冥中的投桃报李，及至改革开放，作为“共和国长子”的上海，有大量的制造业老师傅，以“星期天工程师”的身份到宁波传经送宝，将技术与经验带给新兴的乡镇企业，薪火相传，功不可没。神龙工具 的前身为1980年初建的宁波鄞县四明金属制品厂，从事包括凿子在内的五金制品加工，从1998年开始成立神龙工具 伊始，就开启了漫漫凿子生产之路，中间也过短暂的电锤钻头生产，后来也放弃了，今天的神龙工具只生产一种产品，就是凿子， 凿子全系列囊括了气动，电动，自磨科技，铲墙铲地，工矿镐钎，装修拆除等全领域。
数十年如一日的凿子生产，已让神龙工具形成一种家族式的企业雏形，公司的创始人崔忠明更是一身担负着多种角色，不仅是企业家，还是发明家+工程师+高级技工，诸多的产品的开发，工艺的改进，专利的发明都是出自崔老爷子之手。而工厂的第二代传承人崔浩雄，跟行业的众多优秀的工具二代一样，出国深造回来后去了宁波本地工具行业翘楚企业进行锻炼，回到公司后，不仅在产品研发上，更多的还致力产品在全球的推广，产业互联网的营销，致力于把中国制造的工具高端向全球进行推广.
从前面提到的李鸿章看到的克虏伯大炮一样，凿子看似简单，事实上从原材料开始，到下料，精锻，热处理，抛丸每一项都是核心技术，硬度太高虽然会耐磨，但意味着更容易断，所以稳定性至关重要。而精锻的水平高低更是直接决定了凿子的基本性能，表面的光洁度最能直接体现表面处理的工艺水平，如内销市场那些五颜六色的表面处理的凿子，其实大都在用颜色掩盖表面处理与锻造水平的不足.
在神龙工具的调研中，神龙工具的二代传承人崔浩雄介绍说：“公司已经形成全行业最为完善的全领域凿子产品线，稳定的产品质量得到得到外贸出口的认可，如果按单纯的凿子产品线算，神龙工具早已是国内凿子出口量的第一，做到了电动/气动的凿子产品品类第一, 质量/专业度第一”。 “别看我们的产品是行业领先水平，但其实我们的价格并不贵，所以才吸引了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大买手纷至沓来”。崔浩雄其中还神秘的说：“公司已开始为全球的一些顶级的品牌OEM，而且不止一俩个”。具体品牌崔总不愿意透露更多，我们看到的是在这个细分领域，神龙工具代表的是中国制造业对工具高端制造发起的冲击。虽然确确实实我们从材料到设备，从工艺到工人，从工业产品到有价值意义的产品，甚至在产品文化和生活方式，我们还有不小差距.
在国内内销市场低价为王的时代里，可能这个公司还不是为大家所知，神龙工具也注册了代表家族式工匠精神的商标“崔工”，为了迎接有朝一日工匠精神在国内的复苏做准备.
尾声
进入21世纪后，世界制造业的格局出现了极大的变化。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2001年以后，中国逐渐取代日本，成为全球制造业新的发动机。全球制造业格局的新变化对制造业的精神与文化变迁有着深刻的影响。尽管目前尚未出现日本精益生产那样具有标志性的新的制造方式，但各国对于智能制造的探索，显然已经是一场正在进行中的制造业变革了。在这种背景下，工匠精神也发生着新的变化。
在20世纪后期，全球制造业曾一度兴起向日本学习的热潮。当时，日本制造以高品质赢得竞争。不管是在日本占有优势的汽车工业里，还是在日本急起直追的半导体工业里，甚至在日本并无存在感的航空发动机制造业里，以品质改善为核心的精益生产与全面质量管理体系，作为日本制造业致胜的法宝，被一批欧美企业引进与学习。在这种态势下，日本制造摆脱了过去留在人们脑海中的价廉质低的印象，塑造了性价比高的新形象。
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部分日本企业系从作坊小厂成长起来的，在起步阶段确实借助了工匠传统的积极因素，另一方面，部分日本企业家也有意识地将自己的成功归因于日本的传统文化，由此建构出了日本的工匠神话。日本的工匠神话是一套话语体系，将包括“匠心”在内的具有东方文化色彩的精神因素视为日本制造业的成功之道。工匠神话的建构与传播，一方面试图在日本内部传承工匠精神，另一方面也在世界上强化了日本制造注重品质的形象。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工匠神话对“匠心”的渲染，也诱发了一种手工崇拜的心态，即不仅仅将传统工匠的某些作风视为有益的工作伦理，还连带推崇传统工匠的手工制造方式。
20世纪后期，以资本主义国家为主体的全球制造业的竞争一度以质的竞争为核心，这给了精打细算的日本企业以逆袭的机会。但是，冷战结束后，以中国为代表的一批后发展国家在新一轮全球化浪潮中开放了巨大的市场，并充分参与世界制造业竞争，就使得量的竞争重新变得重要起来。
小凿子可以见大工业，牛年伊始，我依然相信少年时开始研读的吉姆柯林斯，彼得德鲁克所说的，那些最终真正成功的企业，一定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是能从优秀走向卓越的，是能够不断自我革命的。那些真正优秀的人也是如此，他们一定是谦逊的，向这个世界打开心扉，不断去学习，他们自律，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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