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崖山之后无中华，明亡之后无华夏，这显然是几个词语生搬硬凑而成的一句毫无逻辑的句子。何为“中华”，何为“华夏”？在历史语境中，中华和华夏两个词，是可以相互替换的，其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差别。现代语境中，其皆用来代指自夏商周以来传承至今的中华文明，同样不存在本质上的差别。既然如此，“中华”怎么可能“无”两次？从逻辑上讲，这句话的两部分相互矛盾，整体上是一个悖论。
这句在网络上被奉为至理名言，至高真理的并不对偶但强行对偶的句子，原型来源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期的日本学者。自日本明治维新以来，日本针对本国的发展，提出了所谓的大陆政策，即通过三步——征服朝鲜，征服中国，称霸世界。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清政府的统治之下，日本为了实现瓦解中国的目的，决定从内部入手。清王朝的统治者是满族，并非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于是日本人便利用这一点做文章，声称满族是“异族”，并不是中华文化的继承者，并抛出了所谓“中华文化在日本”的谬论。
1894年，甲午战争进行之时，日本文人宗方小太郎写下了《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试图通过否定清朝皇族统治的正统性，煽动所谓的“汉地十八省”独立，日本便可借机取得东北和外蒙，并且趁此机会干涉中国。这个所谓的“昭告书”开篇便毫不避讳地提及了这一点：
”满清氏元塞外之一蛮族，既非受命之德，又无功于中国，乘朱明之衰运，暴力劫夺，伪定一时，机变百出，巧操天下。”
在文章的最后，宗方小太郎提出，日本愿意帮助汉人“复国”：
夫贵国民族之与我日本民族同种、同文、同伦理，有偕荣之谊，不有与仇之情也。切望尔等谅我徒之诚，绝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势，唱义中原，纠合壮徒，革命军，以逐满清氏于境外，起真豪杰于草莽而以托大业，然后革稗政，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我徒望之久矣。幸得卿等之一唱，我徒应乞于宫聚义。故船载粮食、兵器，约期赴肋。时不可失，机不复来。古人不言耶：天与不取，反受其咎。卿等速起。勿为明祖所笑！
显然，中华文化在这里，被宗方小太郎当作了挑拨中国各族团结的工具，他以孔孟，明祖等中国历史上汉族的名人，来否定清朝，号召汉族人民与日本联合，推翻清政府。
宗方小太郎自诩为中国通，但他丝毫不明白，中国历朝历代所谓的“正统”，并不是以民族，血统为划分依据，而是以文化为依据。实际上，中华文明在原生之初，便是华夏与东夷两个文明系统，在后来的发展中，又不断地融入其他民族的血统。实际上，后来的“汉人”概念，较之“华夏”，已经更为广泛。因此，血统对于中华文明而言，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奉行自所谓“三代”以来所形成的文化，习俗，接受这些价值观念。
如此看来，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都是“正统”，即使是元朝时期的蒙古族和清朝时期的满族，也都认同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这便是最好的证明。实际上，针对所谓的“满洲非中国”论，雍正皇帝曾经写过《大义觉迷录》进行驳斥，其中一句话一针见血：
在逆贼等之意，徒谓本朝以满洲之君，入为中国之主，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遂故为讪谤诋讥之说耳。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
正所谓，天下有德者居之，无论君主源于何地，但凡能够认同中华文化，能够保境安民，他便是正统：
夫天地以仁爱为心，以覆载无私为量。是为德在内近者，则大统集于内近，德在外远者，则大统集于外远。孔子曰：“故大德者必受命。”
雍正皇帝的论述，可谓是精辟，三百多年前，完全可以拿来驳斥日本人的这些谬论。所以说，尽管元朝和清朝两朝，乃是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但并不能因此否认元清属于中国这一定论。
故，“崖山之后无中华，明亡之后无华夏”是完全荒谬的，宋朝之后的元朝，文化方面极为发达，元散曲，元小令，都在中华文明史上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时，由于与西域，中亚地区交流频繁，上述区域的医药学对中国传统医学产生了巨大影响，比如药丸的大量使用，便是在元朝之后，此前的中医药物主要以汤剂为主，可以说，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为中华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也促进了今日语境中“中华民族”的共同价值观的形成；而明朝之后的清朝，在文化方面，诞生了考据学，其中不少提倡经世致用，这些学派在西方文明传入后，成为了联结中国古代文化和近代文明的纽带。
可以说，中华文明，在历史发展的任何阶段，都没有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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