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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初时，杜月笙在上海滩的地位已经变得举足轻重了，当时上海滩上流行着这么一句话：“有事，找杜先生去！”
1924年春天，浙江发生水灾，在租界里做寓公的孙宝琦发起了一个“救助乡亲赈灾会”，但搞了一个多月，才收到千把块钱的捐赠。这时有人献策说“找找杜先生。”于是孙宝琦亲自去找了杜月笙，并说明了来意。杜月笙二话不说，就开了一万元的支票给了孙宝琦，而且还派人把孙宝琦送的礼品退还了。
除了孙宝琦，去找杜先生的人除了达官贵人、社会名流外，还有一些普通老百姓。一家王姓居民，家中不幸被窃，两箱子衣服全被偷走了，其中有几件是祖传的“传家之宝”。王姓居民情急之中，也“去找杜先生”，杜月笙答应帮忙找。第二天清早，姓王的家门口有一卷纸压在一块石头下，是一沓当票和几十块钱。他拿着当票跑到当铺，结果，他那些被盗走的衣服和传家宝全在那里，他用这钱一赎，就把衣服和传家宝全赎了回来。
1924年3月中旬，水电公司工人实行总罢工，要求每人每月增加工资8元，并废除罚款制度作为复工条件，法商不接受，并宣布，开除所有罢工的工人，还招雇了一批新工人接替工作，双方矛盾加剧。为了使罢工取得胜利，工会里的杜月笙徒弟说：“我们去找杜先生吧，他一定会使我们取得胜利的。”杜月笙果然爽快，接到工人们的求援信后，立刻吩咐管家把这两万元钱送到法商工会去，让他们支持住。就说我杜月笙说的，不加工资，绝不复工。
但法国资本家的代理人、法商水电公司买办沈叔眉找到杜月笙说：“杜先生，这工潮越闹越大，请你无论如何得设法制止。”杜月笙忙说：“沈先生放心，这事我不会不问的。”
罢工最初只限于机务部门，自从法国人指使越南巡捕在华成路开枪打死一名去参加开会的工人后，车务部门的工人也参加了罢工，弄得法租界内电灯不亮，电车停开，自来水供不上，预定在7月14日举行的法国国庆狂欢也不得不宣布改期。
7月21日，法国巡捕又枪杀在水电工会俱乐部开会的工人，当场死伤20余人。这一惨案激起全市工人的愤怒，其他工会也纷纷行动，支持罢工，罢工浪潮越来越严重。
法国总领事请杜月笙出面设法不让工潮继续下去，可是，他们对工人提出的要求却不肯接受。为了使法国人松口，杜月笙对陆京士等人说：“你们去组织个‘罢工后援会’，处理有关事宜，既要让法国人给工人长工资，又要迅速让工人上工。”
然而，法国人态度十分强硬，对陆京士等人提出的要求根本不予理睬，并宣布法租界实行戒严，加派铁甲车巡逻，同时继续逮捕领导罢工的工人，抓了几十人，但是，这还是无济于事。工潮一直持续到8月中旬，由于法租界水电供应一天比一天紧张，电车交通断绝，垃圾堆得到处都是，法国当局无法再坚持下去了，只好去找到陆京士：“我们愿意给工人增加工资，每人每月2.4元。”
杜月笙听到这一消息，说：“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不给法国人点颜色看看，他就不知道上海滩上还有我们这些中国人。”
工人同意复工，但在签字时，却又掀起了一些波澜。工人代表要求复工前释放被捕的45名工人。但法国人不同意，让先复工，然后视情再定放人的事。工人不同意，担心法国人变卦，双方从早上争到中午，没有争出所以然，结果，字未签成。下午，杜月笙亲自驱车找到工会的头头，又来到总领事馆，要求放人。杜月笙保证说，如果他们出来后再闹事，我愿意赔偿双倍的损失。
于是，法国人立刻同意放人，罢工的工人复工，法方要开除的那45个人，杜月笙垫了两个月的工资才处理稳妥。
这次罢工事件的妥善处理，让杜月笙的声望更加高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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