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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乾盛世时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盛世，虽然国势达到高峰，但清朝统治者在思想上的专制是十分严酷的，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就是大兴文字狱。所谓文字狱就是统治者从诗文中摘取字句，罗织罪名来镇压对自己不满的知识分子。有清一代，文字狱达160多次，其中大部分发生在康乾盛世时期，而其中以乾隆时期最多，而且处罚最重。这是为什么呢？我们从两个案子来分析一下：
一、曾静案。乾隆大兴文字其实与一个案子有关——曾静案。事情还得从吕留良说起，吕留良，字庄生，浙江石门人，明末诸生。明亡后，因种族思想主导，不仕清朝，同时提出了华夷之防的思想。不久，他开始行医，后又削发为僧。他认为皇帝与臣下的关系与父子关系不同，反对君尊臣卑。他还主张驱逐满族统治者，恢复汉人统治。吕留良卒于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没想到受雍正时曾静文字狱牵连，被戮尸，著述被毁。
曾静十分崇拜吕留良的思想，派他的弟子张熙投书川陕总督岳钟琪，劝他举兵反清：您是汉人岳武穆的后人，怎么能帮着清朝做事呢？（清朝统治者是金朝女真族的后裔）想不到，岳钟琪向朝廷告发了此事，雍正派人提审曾静。曾静供认是受了吕留良著作中华夷之防及井田、封建论述的影响，又与吕氏门徒严鸿达、沈在宽很投合，遂有此举。很快，曾静、张熙被解至京师，吕留良、严鸿达、沈在宽的藏书被抄，日记被缴。
由于曾静改口称颂雍正为圣君并著文驳斥吕留良的缘故，雍正认为吕留良的罪过远超曾静，曾静还开以作为代表现身说法，宣扬朝廷。雍正把曾静投书事和吕留良案的上谕，审问曾静的记录整合在一起，编辑了一本书《大义觉迷录》四卷，刊发全国各显学，目的是以此消除反清思想，分化抗清力量。结果，将吕留良、严鸿达及吕留良之子吕葆中戮尸示众，子孙遣送边陲，妇女入宫。沈在宽凌迟处死。曾静、张熙无罪释放。
本来此事已经定案了，没想到不久雍正去世，乾隆即位。乾隆非常不满其父雍正对曾静案的处理，他将曾静、张熙凌迟处死，并下旨收回《大义觉迷录》进行销毁。乾隆认为皇帝与反贼论证是浪费时间，宫廷里面的事情也没有必要让外人知道。
二、徐述夔诗集大案。此案发生在乾隆四十三年。徐述夔原名赓雅，字孝文，江苏扬州府东台县人，乾隆三年中举。徐述夔著有一部诗集《一注楼编年诗》，内容多是咏叹明末之事，如《正德杯》：“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又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的诗句。其子徐怀祖在乾隆二十八年将此诗集刻印出版。徐怀祖以2400两银子买下蔡芸田地数顷，不久就去世了。乾隆中期查禁书甚严，蔡芸堂兄蔡嘉树利用这个机会要挟徐怀祖之子徐食田，说是卖出的几顷田地里有祖坟，要求要用960两银子来赎，否则要告徐家私刻藏书、禁书。
因为有谕旨说只要在规定的期限把书送到官府，可免于追究，徐食田将《一注楼编年诗》送到县衙。东台县令徐跃龙要徐家给蔡家划出坟地10亩，蔡嘉树觉得目的没有达到，便向江宁布政史陶易告状，说“壶儿”就是“胡儿”，含诽谤之意，其他句子也多有悖逆之意，实为罪大恶极。陶易觉得徐食田已经交书，可免追究藏书之罪。他在蔡嘉树的诉状上批语说：书版已交，如有违碍，就销毁，事与你无干。本来此事已了结。
同年八月，江苏如皋县民童志夔向江苏学政刘墉交出徐述夔诗集及沈德潜《徐述夔传》，事情就闹大了。乾隆帝看到诗集后，认为徐述夔“暗肆诋讥”、“丧心病狂”、“罪大恶极”，十一月，大学士、九卿遵旨拟议，说“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借“朝夕”之“朝”作“朝代”之“朝”，况且不说“到清都”，“上清都”，而说“去清都”，显然寓意复兴明朝之意。作出将徐述夔与其子徐怀祖锉碎其尸，枭首示众，其孙徐食田处决的判决。最后，乾隆下旨：徐述夔与其子徐怀祖戮尸，孙子徐食田、徐食书斩监候，秋后处决。徐家其余人等发功臣为奴。徐述夔书、版销毁。
从以上两个案例以及乾隆下令编撰《四库全书》销毁禁书无数的情况来看，可以看出乾隆时期文字狱最多的原因有3点：1.乾隆本人好大喜功；2.乾隆的极端专制思想；3.维护统治的需要。正因为乾隆大兴文字狱，禁锢思想，从乾隆后期开始清王朝开始走下坡路了。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待呢？欢迎评论和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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