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经理人》
作者：白岩松
新的一岁希望能做个简单的人，看得清世间繁杂却不在心中留下痕迹，保持足够的平常心。
——李文亮33岁生日留言
“天快亮了，我要走了，带着一张保证书，那是我此生唯一的行囊。
谢谢世间所有懂我怜我爱我的人，我知道你们都在黎明等候，等我越过山丘！可是，我太累了。
此生，我不想重于泰山，也不怕轻于鸿毛。我唯一的心愿，就是希望冰雪消融之后，众生依然热爱大地，依然相信祖国。
等到春雷滚滚，如果有人还想纪念我，请给我立一个小小的墓碑吧！不必伟岸，只须证明我曾来过这个世界，有名有姓，无知无畏。
那么，我的墓志铭只需一句：
他为苍生说过话。”
这段话，应该非李文亮医生本人所写，但丝毫不影响让我们眼泪滂沱。
李文亮不过是抗疫一线的一个代表，为什么我们赋予他一个“吹哨人”的角色，一个“平民英雄”的称谓？我想，是因为李文亮用生命发出了一丝微光，让我们看到某种希望。
愿李文亮的牺牲，能悄然影响某种格局的改变。
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白岩松的演讲《我为什么要为医生说话？》，让我们懂得，疫情是暂时的，大幕拉开才意味着光亮的未来，才可以告慰远去的李文亮医生。
我为什么要为医生说话？
第一个，因为我跟医生一样都姓“白”。
第二个，我是卫生部的健康宣传员，到现在已经十年了，昨天李斌主任又给了我一个证书，又给十年。
第三个，当然是最重要的，我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更是一个患者，替医生说话是因为我还不傻。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医患关系，表面上你骂两句医生，今天好像受委屈的是医生，明天受委屈的就会是我们自己，傻吗？
中国只有两个职业是带德的，一个教师，一个医生。
为什么？
不复杂，你看其他职业，就用职业道德笼统的给算了，这两个职业是单独计算的，原因就在于，教师要负责人们的精神健康，而医生要负责人们的肉体健康，其实还不止，教师的职责是教书育人，教书容易，育人难呐；医生要肉体治疗，还要有精神抚慰，肉体治疗相对好评估，但是这个精神抚慰如何做呢？“德”字就在这精神抚慰和教书育人之间诞生了。
什么是“医德”？我觉得用任何理论解释都是苍白的，讲两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接近100年前，协和招生名额很少，其中一个考场在上海，福建的一个小女孩就是要当医生，去了上海考试，最后一科考英文，协和对英文要求极高，她答了几笔，考场里面的一个女生晕倒了，抬出去，没想到这个考生放弃了自己的考试，出去救助这个女生，等她救助完女生，考试已经结束了，她没有任何怨言，明年再考吧，走了。但是监考的老师看到了这个过程，把这个过程写给了协和，协和调看了她前几科的成绩，最后决定招她，因为她拥有当一个好医生没法教的最重要的一个“德行”。
宁可牺牲自己，也要照料别人。这个福建女孩的名字叫——林巧稚，也就是郎主任的前辈，刚刚去世的严仁英，104岁，其实也是继承者，她讲了林大夫的一个细节，她说林大夫查房前，产科病房前由于病比较重，是哀嚎，是不安，是凄凉，但是林大夫来了之后，一边治疗一边跟患者聊天，她说突然一瞬间，病房呈现出极其温暖的安宁，我觉得，这就有超越技能的，需要我们思考的东西。
第二个故事，有一个大大夫叫华益慰，我在做感动中国的时候他是获奖者，看他片子的时候我的眼泪哗的就下来了，不是高超的医术，而是一个小小的细节，打他当医生开始，每天早上他要去查房之前，都要先把听诊器放在自己的肚子上焐热，才进病房，他一辈子没让患者遭到过一次凉的听诊器。
再比如说我的一个很好的朋友，武警总医院的急诊中心主任王立祥，他给我讲了他的一件事，说现在有很多的万一最后变成了意外，出事了，一个孩子出现了紧急情况，送到了他们急救中心，王立祥刚要开始救，发现没法救，孩子已经没了，但是病房外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爸爸妈妈全都在跪在那号啕痛哭，急啊，要救这孩子，王立祥觉得我如果现在立即就告诉他孩子没得救了，可能会出事，要给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爸爸妈妈一个接受的时间，他又给这个孩子做了一个多小时完全无用的治疗，但是在这段时间里有很多的大夫在外面劝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爸爸妈妈给他们讲很多事情，让他们慢慢慢慢有一个缓冲地带，一个多小时之后这个无效的治疗结束了，但有效的治疗了这个家庭，他们能够慢慢接受。
这三个故事都与医学的技能和治疗本身无关，但是谁能说这不是一个更大的治疗呢？
现在加拿大的总理叫特鲁多，巧了，他是帅哥，天下粉丝很多，但是我认为他再帅都不如100多年前那个去世的加拿大人帅，那个医生也叫特鲁多，因为那个特鲁多的伟大不仅仅在于他是人类第一个提炼出结核杆菌的，更重要的是在于他墓碑上的那三行字：“偶尔去治愈，经常去帮助，总是在抚慰”，这才是最重要的。
现在的医生委屈很多，我在做着如此伟大的事情，为什么人们还骂我？
我替各位想了几个原因：
第一个，人们对你的依赖大，期待就大，抱怨自然多。2015年，中国的门诊人次77亿，接近80亿人次，想想看这80亿人次的诊疗过程当中能不出问题吗？千万不要认为中国有医患关系，全世界都有，只不过呈现的方式不一样。2016年应该已经破了80亿人次了，未来可能还要增长，在如此大量的交往当中存在问题是正常的。
第二个，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进步，人们产生了一种幻觉，认为“医学无所不能”。现代人对健康更在意，对死亡更恐惧，所以出了问题他就怨医生。可是事实并不是如此，于是这种反差和矛盾使现在这种冲突变得更多，而不再像以前一样心平气和的接受事实。
另外要有一个警觉，虽然现在的大数据无所不在，但是对医生的一个重要的挑战就在于：你的挑战永远是动态的，大数据永远不解决个体问题，因此你不管拥有了多伟大的数据，治了多少病人，新来的患者都是全新的。刚才我看到一篇报道，钟南山院士和王辰跨境为一个特殊的患者做会诊，最后大家艰难的拿出一致的意见，你看哪一个个体能用大数据来解决？所以我们正在面临一系列这样的挑战，挑战很多。
社会上对医德以及我们对自己的行业道德要求都极高，但我的观点是：任何站在道德基础上谈论道德都是无效的。不能指望我们的医生都是圣人之心，道德归根到底是由外在的环境和制度决定的。如果环境和制度是糟糕的，好人也会变成坏人。
前些天北京医改，我当天就做了节目，我其中说了一句话，从此我们可以对医生产生更大的信任，因为让有些医生变得不得不糟糕的环境正在松动和改变，现在取消药品加成，我给这次北京医改说了四个字叫“人涨物降”，与人有关的价格要上涨，与物有关的价格要下降，比如说机器检测等等，中国的医改必须加速，必须快速的行进才能把我们的医生从道德的窘境之中解放出来。
哪一个行业都会有自己的败家子，但我们现在的败家子大比例是由环境和制度逼出来的，所以整个社会要去反思这个事情。
最后我觉得要去讲一个和自己有关的故事，我在好多场合讲过，今天还是想讲一下，在70年代，40多年前，我家那个时候在中苏边境一个很小的城市，我父亲总咯血，去天津出差的时候，我妈就说，办完公事看个病，我爸办完公事当天晚上要走，下午去天津医院看病，结果医生一看，癌症，1974年，但是他不好当面和我爸说，就说不行你必须要住院，我爸说怎么可能！我晚上就要走。医生说那不行，你这个必须得住院，需要详细观察，得治疗等等。我爸拿出车票说你看我都买了今天晚上的车票回海拉尔，不可能！“不行不行，你必须留下，等主任回来，让主任回来劝你”那医生就去找主任了，我爸一看医生去找主任了，撒腿就溜了。
晚上在天津火车站候车室里正在候车，突然大喇叭里传来这样的声音“黑龙江来的***，请到门口有人找”，我爸以为是天津的同事，结果到了门口看见一辆救护车，是下午见到的那个医生，原来那个细心的医生记住了我爸爸的车次，然后我爸就被送上了救护车，送到了医院；虽然76年我父亲去世了，医生没有治好我父亲的病，但是他治疗了一个家庭。89年当我大学毕业要回北京工作的头一天晚上，我妈把这个故事完整的讲给了我，到现在我都没有细聊过，为什么我妈要把这个故事讲给我，我猜想这里有一种信任，有一种对社会的善良，有一种感恩，还有一种职业的熏陶。
我还会把这个故事继续讲给我的孩子们听，我想有无数个医生都会像那个医生那么做，但是我妈有一句话有点刺激，她说“如果现在的技术加上那个时候的医生也许你爸的病可以治好。”我觉得我要修改成“如果现在制度与环境松绑之后，让蒙在医生身上的那些灰尘、那些扭曲都被剔除掉之后，再加上现在的技术，很多的患者都会得以治疗。”更重要的是，好的医生不仅仅是我给你治病，还要带动患者一起参与到健康的流程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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