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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话题
今天，我们提到《诗经·击鼓》中的“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几句诗时，总把它视作祝福新婚的甜蜜誓言。可是在《诗经》当中，这四句诗却蕴藏着一个国破家亡、恋人分离的悲伤故事……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这些年来，我参加过一场又一场婚礼。每逢此时，主持人总要在聚光灯下热情洋溢地朗诵《诗经·击鼓》里头的这四句诗，祝福大婚的新人。
只是新人们和观礼嘉宾沐浴着幸福喜悦的时候，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可能并不知道，这四句诗讲述的其实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要打开这个不为人知的故事，钥匙就在“死生契阔”四个字上。这四个字该怎么解释，自古以来，众所纷纭。
影响最大的《毛诗传》说：“契阔，勤苦也。”《毛传》所理解的“契”，大概就如《小雅·大东》“契契寤叹”之“契”，作勤苦讲。
而“阔”字则很可能被当成了“活”的通假字。“活”有流动之意，照《毛传》的意思串讲诗文，大意该是“生生死死，奔波亡命之际，我仍记得当初的誓言：‘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可是《毛传》的解释有个问题：《击鼓》的下一章说：
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如果“阔”字是“活”的假借，那“于嗟阔兮，不我活兮”就变成了“于嗟活兮，不我活兮”。“活”字不但重复两次，而且还要分训二义。怎么看，这都不近情理。
更别提“死生契阔”的“契”，照《经典释文》说该读作“qiè”，而“契契寤叹”的“契”却读作“qì”。汉字的造字原理本是因声以求义。读音差别这么大，字义是不大可能相同的。
汉代四家诗中的《韩诗》一派对“死生契阔”另有说法。《韩诗》说“契阔”当作约束讲。这一派学者大概是将“契”视为“絜”的通假，而以“阔”为“括”的借字。无论“絜”还是“括”，都有约束的意思。这样一来，“死生契阔”四句就成了“从前，我与你定下生死之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可是这个解释照样是顾得了头，顾不了尾。“阔”如果通作“括”，训为约束，那“于嗟阔兮，不我活兮”，岂不是成了“哎呀，拘得我如此难受，我不活了”！这还成什么话呢？
其实，要想从字面儿上把这四句诗串讲一通，并不需要像《韩》、《毛》那样迂曲为释。“死生”既是对文，“契阔”也不妨作对文看。“契”训为合，“阔”意为疏。“死生契阔”便是生离死别，聚散分合的意思。
只不过从下一章“于嗟阔兮，不我活兮”反推，诗人只言分而不及合；只说死而不论生。“死生契阔”似乎只好做偏义词罢了，也就是有死无生，有分无合而已。
大概是因为看到了这一层，朱子索性读“契”为“锲”（割裂之意），于是“死生契阔”便成了“生死永诀”。
在不少人心里，“死生契阔”云云，该是像美国电影《恋恋笔记本》那样的故事——一对真心相爱的青年男女经历风风雨雨，携手到老。直到最后紧紧相拥，平静地离开这个世界。
可在我的脑海里，这四句诗勾勒出来的却是另一幅场景。它像法国电影《漫长的婚约》：年轻的马蒂尔德在一战的硝烟渐渐散去的时候，没有盼来未婚夫曼尼奇的荣归，反而接到了他阵亡的噩耗……
之所以我会产生这样的联想，是因为诗人在《击鼓》的第三章里写道：
爰居爰处，爰丧其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毛传》解释这四句诗说，“有不还者，有亡其马者”。换句话说，男主人翁正置身于一支行将分崩离析的军队。军律已然名存实亡，根本约束不了人心惶惶的士兵。开小差逃跑者有之，心思懈怠以致战马遗失者亦有之。
要知道，这支来自卫国的军队此时正远离本土，在南方的陈国境内与宋军厮杀。孤军南征，构兵异域本来就是极其凶险的事儿，更何况此时久役于外，以致厌战的情绪泛滥于全军，上无约束而下有败形。
难怪亲眼目睹这一切的主人翁会向远方的爱人发出绝望的吶喊：“于嗟阔兮，不我活兮”！
卫国都于帝丘（今河南濮阳），而陈国远在淮阳。卫国为何发兵入陈？它又为了什么非要和殷宋在陈地刀兵相见呢？要厘清这里头的来龙去脉，我们的话题还得从公元前597年的清丘之盟说起。
也就是在那一年，不可一世的楚庄王兵锋北向，在邲之战中一举击溃晋军主力。晋国自公元前632年城濮之战以来辛苦建立的中原霸权无奈易手。
为了阻遏楚国的进一步北侵，晋国收拾起自己的残余势力，与仅剩的几个同盟国宋国、卫国和曹国在清丘举行会盟，签订了“恤病，讨贰”（即一国有难，相互救援；共同出兵，讨伐叛逆）的同盟条约。
只是《左传》的作者说，签约各方心怀鬼胎，并不是真的同心同德。起码，在同盟书上签字画押的卫国执政孔达是别有打算的。因为不久之后，由宋国引发的一场军事冲突暴露了孔达的心思。
清丘会盟刚一结束，宋国就出兵讨伐楚国的附属国陈国。此次出兵攻陈，宋国很可能是为了报复南楚。因为就在前不久，楚国刚刚灭掉了宋国的与国萧国。
按照清丘之盟的约定，宋国兵发淮阳，作为盟友的卫国应该遣军与它并力作战，可卫国执政孔达不但拒绝援手，反而出兵救陈。对自己吃里扒外的决定，孔达振振有词地向宋国解释道：
“先君有约言焉。若大国讨，我则死之。”——《左传·宣公十二年传》
孔达的意思是，卫国先君卫成公（实时任卫君卫穆公的亡父）与陈共公那是老交情了，我总不能见死不救吧。万一召集清丘会盟的盟主晋国不能理解卫国的这份儿苦衷，我孔达一身任之，有死而已。
话说得虽然大义凛然，有情有义。但在晋景公听起来，怕是有些玄外有音呢。
孔达口里的卫成公是什么人？40年前，晋国公子重耳流亡诸国，过卫之时曾遭到过成公之父卫文公的羞辱。而成公继位之后，公元前632年晋、楚两国爆发城濮大战，他又左袒南楚。
楚军攻宋，晋军要求借道卫境，南下援宋；成公不允；晋国要求卫国与自己联兵援宋，成公又不允。
父子两代卫君铁了心要与晋国为难，晋文公怎能不怒？于是城濮战后，文公挟战胜之余威，用武力将卫成公赶出了卫国。甚至连周天子亲自出面替卫成公求情，晋文公也不买账，密令手下人鸩杀卫成公，差一点儿就把他药死。
说到底，晋、卫两国的矛盾并不是晋文公与卫成公之间的私人恩怨，而是卫国趋红踩黑，不甘心在晋楚争霸的夹缝里选边站队，死心塌地做晋国的附庸。尤其当楚国势力大张，深入中原的时候，卫国对晋国的态度就会越发暧昧起来。
城濮之战让晋国掌握了中原争霸的主导权。可时间转到公元前597年，楚庄王已经在邲之战中还以颜色，摧败了晋国的霸主地位。
在这当口，卫国执政孔达口称成公遗命，公然背弃清丘盟约，发兵援助楚国的附属国陈国，焉知道他不是要改换门庭，向楚国缴纳“投名状”呢？
邲之战创痕未愈，自己的小跟班儿居然又要反水！收到消息的晋景公勃然大怒。他遣使入卫，扬言说：
“罪无所归，将加而师！”——《左传·宣公十三年传》
如果卫国不就背盟投敌的行为作出解释，不惩办相关的责任人，晋国就将对卫国宣战。从《左传》简短的记载中，我们看不到此时卫国国内的民心舆情，但《邶风·击鼓》这首诗却以一个普通卫国军人的视角，为我们展示了战云密布之下，卫国国民普遍的恐惧心理：
击鼓其镗，踊跃用兵。土国城漕，我独南行。从孙子仲，平陈与宋。不我以归，忧心有忡。——《诗·邶风·击鼓》
卫国势单力薄，根本无力同时与晋、宋两大强权开战。所以晋国使者一旦发出战争威胁，卫国举国上下便陷入一片惊恐之中。国都帝丘和重镇漕邑纷纷开始加固防御工事。“击鼓其镗，踊跃用兵”——是卫国首先擂起了战鼓，派出了军队。
从诗人的语气看，他似乎对执政孔达出师援陈的决定颇有微词，埋怨他不自量力，与两大国构衅。而更让诗人忧心如焚的是，此时帝丘和漕邑都已经笼罩在战争的阴云之中了，可他自己却和卫军主力一起深陷在陈国战场，不得抽身回援。
国内已是危如累卵，人心惶惶，而入陈的卫军又久役厌战，军心涣散。假如此时晋国真的出兵攻卫，恐怕诗人“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的预言就将成真！
幸运的是，卫国执政孔达兑现了自己出兵之前的诺言：“若大国讨，我则死之”。他用一根白绫自缢身亡，向晋国谢罪，将自己的祖国从战争的边缘挽救了回来。
“马蒂尔德笔直地坐在椅子上，双手放在膝盖上。她看着他。在温暖的微风中，在花园的阳光下………，马蒂尔德看着他，她看着他，她看着他……”
虽然《击鼓》也像《漫长的婚约》一样，写出了战争的残酷与恋人分别的沧桑，但或许，远征陈地的主人翁还能幸运地活着回来，再见到他的“马蒂尔德”吧……
参考文献：
黄同龢译《高本汉诗经注释》；孔颖达《毛诗正义》；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 THE END —
文字|晋公子
排版|奶油小肚肚
图片|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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