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民为取得可以傲视任何西方发达国家抗疫伟大胜利而骄傲的同时，也更加深刻地理解了话语权的重要性。
关于话语权这一概念，在中国引起人们关注。是这几年才出现的。
话语权这一概念虽然在中国出现得较晚，但争夺话语权的斗争，在中国古代就已经开始了。
当欧洲人的祖先还穿着草裙，光着脚丫儿，拿着树枝儿驱赶野兽的时候，中国的先民们就知道了“三人成虎”，抢占话语权可以有“众口铄金”的威力。
要说在中国古代，抢占话语权最成功的当属儒家。《二十四史》的撰写，对历史人物的臧否扬抑，由有着浓重儒家情结的人垄断。他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至今还左右着许多人的思想。
从这一点也能看出，抢占话语权的重要性。
从西汉初年上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学说和其他学派相比，显得有点儿憋屈。
在锐意改革，图霸称雄的诸侯眼里，儒生只会演练礼仪。无论是儒生还是他们的学说，既不能强军，又不能富国，更无助于称霸。
也正因为如此，儒家学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被统治者重视，儒生也得不到重用。至于后来儒家弟子宣扬的学生三千，贤者七十二人，那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得势后报复性地吹牛。
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无论是“春秋五霸”还是“战国七雄”，辅佐他们国君成名的成名人物中大部分是法家人物如韩非子和兵家的弟子如孙武、孙膑、白起等。儒家弟子几乎为零
不要说儒家的弟子很难在诸侯国中谋得一个体面的职务，就是儒家学派创始人孔老夫子，亲自披挂上阵，坐着牛车到处兜售自己的理论，不仅到处碰壁，还在蔡国被困七天，差点儿把老骨头扔在异国他乡。
不要说和其他学派创始人无法相比，孔老夫子在和少正卯争夺学生的竞争中也处于尴尬境地，曾经历过“三盈三虚”的难堪。
所以，儒家学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处于“在野”状态。习儒者一般以开设私学谋生。
秦朝建立以后，儒生同样得不到重用。更是立法禁止私学，断了习儒者的生路。秦始皇及秦朝与习儒者及其后人结下了千年解不开的梁子。后世的儒生也对秦始皇极尽谩骂之能事。
西汉的开国者立邦开始也不待见儒生。据《史记》卷九十九刘敬叔孙通列传第三十九记载，“叔孙通儒服，汉王憎之；”。
谁会想到，就是这么一个不守儒家学说规矩，变色龙式的政治投机人物叔孙通，却凭一己之力，彻底改变了儒家人士在政治上不得烟儿抽的境遇，为习儒者翻身得解放，为儒家学说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意识打下了基础，也为儒家人士独霸中国古代话语权一千多年立下了第一功。
跟随刘邦打天下的功臣们大部分人是粗人，在他们心中绝没有“君君臣臣”这种观念。所以在朝堂之上“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这哪是庄严的朝堂，简直连花果山都不如。泼猴儿们再顽劣，只要孙悟空一声召唤，立马鸦雀无声。你想想，这帮往日刀头舔血的莽汉们，带着怨恨，喝醉酒后挥舞着宝剑在朝堂上撒酒疯，乱砍乱剁，刘邦只要言语不当，谁敢保证哪个家伙不会把刘邦当成柱子，“拔剑击柱”以泄其愤呢，想想都替刘邦瘆得慌。
面对此情此景，刘邦心里是怎么想的？《史记卷九十九刘敬叔孙通列传第三十九》“高帝患之，上益厌之”。
善于察言观色的叔孙通看透了刘邦的心思，抓住机会主动请缨：“臣原徵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刘邦怕礼仪太繁琐，自己玩儿不转。叔孙通又把礼仪简化以适应刘邦。经过刘邦的观摩，最终决定，在长乐宫建成的庆祝仪式上实行。
据《史记卷九十九刘敬叔孙通列传第三十九》汉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皆朝十月。……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讙譁失礼者。於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简单的翻译一下就是，长乐宫落成仪式上，诸侯群臣朝贺刘邦。看着那么多学富五车的文官，战场上杀人不眨眼，平时豪气冲天的将军们，诚惶诚恐地匍匐在自己的脚下，屏声静息，唯恐失礼受到处罚，老刘由衷地感叹：“今天我才真正体会到了做皇帝的尊贵，真他娘的爽！”。
刘邦一高兴，“乃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太长官多大？您只要知道位列汉朝九卿之首，地位十分崇高就知道官有多大。对叔孙通来说，就是火箭式升官，一步登天了。
叔孙通趁机举荐追随自己多年的儒生们。“叔孙通因进曰：“诸弟子儒生随臣久矣，与臣共为仪，原陛下官之。”高帝悉以为郎。”叔孙通因进曰：“诸弟子儒生随臣久矣，与臣共为仪，原陛下官之。”高帝悉以为郎。
这个叔孙通后来又官至太子太傅，汉朝初期使用的各种礼法，都是在叔孙通为太常的时候制定的。
太常除了制定各种礼仪之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管理教育文化。在叔孙通影响下，长期“在野”的儒家文化逐渐渗透到朝廷，成为官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秦朝灭亡后，法家学说失去了市场。随着汉朝国力的不断壮大，萧何、曹参等遵从黄老学说人物不断凋零，黄老学说对中央政策的影响力也日渐式微，儒家学说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力不断攀升，为以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及儒家独霸中国古代一千多年话语权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