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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全“身材魁梧，待人和蔼亲近。”他的王府在紫禁城以南，今台基厂二条中间路北。府中东北隅有花园，名“目耕园”。前人王逢《目耕轩》诗云：“身耕劳百骸，目耕劳两瞳”“目耕”二字，以农夫耕田比喻勤读不辍。福全为花园择此雅号，体现出其志趣所在。
一、一生淡薄，处事谨慎
福全一生淡泊宁静，“畏远权势”。他常在目耕园中款待文人、“礼接士大夫”，与学者名流切磋聚首，品酩畅谈。可以肯定，福全也曾多次在府邸接驾，恭迎玄烨光临。
康熙三十九年正月巴林淑慧公主去世，玄烨率皇子及王公大臣送殡、“到裕亲王园，于公主枢旁恸哭”。巴林淑慧公主也是福全的亲姑，她死后停灵于福全府(很可能即在目耕园内)，或许生前曾随侄儿同住府中?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八、九月间，玄烨巡幸塞外，福全随从前往。其间，与俄罗斯谈判边界问题的清廷使团，因途中受阻返归，与御营在塞外相遇。随团充当翻译的法国传教士张诚在日记中写道：“位居一品的两位皇族亲王的与众不同的帐篷，就安扎在皇上帐篷的附近，其中一位是皇上的长兄”。“我们下马，荣幸地向两位亲王致意，他们对我们也以礼相待。被称为大王爷的皇上的长兄……和皇上的几个侍卫、统领长时间进行亲切的谈话。
他以及另外一位被称为赫都王(指肃亲王豪格之子)的亲王，穿戴都很朴素，他们的座骑看上去也很不起眼，只是配以一般的马饰，因此，你根本看不出两位亲王和别的清朝官员有什么区别。”
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回国的法国传教士白晋，在给法王路易十四的报告中，也谈到玄烨的“两个亲兄弟”，说他俩对在清廷供职的西方传教士十分宽厚仁慈，并且“像其他方面一样，在这方面比其他所有亲王更显得突出。”可见福全与常宁，特别是福全，虽然身为皇兄(弟)，但无丝毫傲气，平易近人，处事谨慎。这种作风很为玄烨欣赏。
二、与康熙帝的深厚感情
玄烨与皇兄感情深厚，孝庄在世时已是如此。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春，玄烨去盛京谒陵、这是他第二次东巡，期间，玄烨除去写信与祖母、嫡母报告行程，表达问候外，还单独给福全去信数封。
第一封写于三月初五日：“相别以来，忽复兼旬，棣萼之思，时在寤寐。初四日已抵盛京，山川形势，风土民情，深维祖宗开创之艰难，令人远想慨然。春气渐佳，知意兴甚适也。特此布问不宣。”十几天后，玄烨收到福全回奏，十七日又复一信：“顷览来奏，具悉念联之怀。兹者告祭事毕，巡行疆土，兼讲春蒐，正当草浅兽肥，弓燥手柔之时，且地多豺虎麋鹿，此乐惜不与王共之也。近状想佳，特此咨询”。
四月下旬玄烨踏上归途，路上再次寄谕福全：“别来未几，麦气迎秋，荏苒流光，良增思念，每阅来疏，足慰朕怀。兹东巡典礼，事事已毕，经过之处，无不喜见升平。二十日自盛京回銮，会面可期，布问不宣。”这几封书信没有凛然不可逾越的至尊口吻，比较亲切、自然。玄烨从千里之外频频慰渝，是对皇兄的特殊关怀。
三、心地善良但不善军事
心地纯厚的福全，绝非一名善于指挥，勇猛善战的骁将。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的乌兰布通战役，是他一生中所参与的最重要事件，他与玄烨的关系，也从中经受了一次考验。
二十九年夏，噶尔丹以追索土谢图汗、哲卜尊丹巴呼图克图为名，进犯内蒙古乌朱穆沁地方，玄烨决定出兵歼剿。七月初二日，他任命福全为抚远大将军，皇长子胤禔做副手，率主力出古北口；常宁为安北大将军，和硕简亲王雅布和多罗信郡王鄂扎做副手，出喜峰口；内大臣舅舅佟国纲、佟国维、内大臣索额图、明珠等人，全部随军参赞军务。
这次出征由皇帝的亲兄弟挂帅，皇子佐之，指挥部成员除大臣外，还有几位宗室，表明玄烨对此役期望之高。
是年七月十四日，玄烨起程离京，名为巡视边塞，实际上准备亲临指挥。他很了解自己的兄弟，对俩人(特别是福全)的长处、短处与才力，无不清楚。认为只有亲自出马，从旁指导，才能必胜无疑。事实验证了他的顾虑。
玄烨踏上征途不久，突然患病，但仍勉力坚持，继续行进。到(七月)二十二日夜，他终因高烧不退，难以又撑，在大臣的一再劝请下，不得不由博洛和屯回銮、玄烨此病对这次战役，乃至清廷其后与准噶尔部斗争的事态发展，都产生了不利影响。
八月初一日，清军在乌兰布通击败噶尔丹军。初三日，玄烨接到福全奏报，立刻命令他们“穷其根株”、“勿留遗孽“。可是，福全在得到这一指示前，为使将士得以休整，已经停止攻击，随后又听信前来为噶尔丹开脱的西藏喇嘛济隆等人的后，认为噶尔丹确有罢兵修好之意，竟向各路清军将领丁令暂停进击，因远地相隔，玄烨的阻止已无济于事，噶尔丹军在受到重创后，终于逃脱。这就是著名的乌兰布通之役、清军取得重要胜利、同时也留下很大余患。
平心而论，福全对清军此次出征未能全歼噶尔丹军，负有首要责任。事后，多罗信郡王鄂札等遵旨奏陈福全等人的过失，他们指出：“皇上深虑噶尔丹奸狡，此役不行剿除，必贻后患，多派精兵，尽发火器，以裕亲王福全为大将军，王大臣为参赞，指授方略，务期尽灭根株。乃福全等调度乖方，既经战胜，不能乘机剿灭，收兵又不鸣笳，贼败不行追杀，反行文禁止苏尔达等进兵，以致穷寇遁逃，殊误军机.且未经请旨，率兵擅回哈吗尔岭内。应将裕亲王福全、恭亲王常宁、简亲王雅布，俱革去王爵，福全撤去三佐领。……”因福全等错误严重，返京时“命止朝阳门外听勘”。举朝上下拭目以待，且看玄烨如何处理。
四、与亲侄子胤禔的矛盾，康熙明显偏袒兄弟
更使问题复杂化的，还有福全与胤禔之间的矛盾。这是玄烨第一次以亲兄、亲子互为搭档，他本希望俩入因是至亲，能更好地配合。不意恰恰相反，出征后叔侄对立，难以相处。八月十一日，玄烨谕大学士等：“胤禔听信小人谗间之言，与抚远大将军和硕裕亲王福全不相和协，妄生事端，私行陈奏，留驻军前，必致债事，著撤回京。”
如果叔侄间的矛盾不是异常尖锐.已影响前线指挥事宜，玄烨不会断然召回胤禔，因为这样做有损他本人的声誉。这也表明，从玄烨得知兄、子矛盾之始，就确定了以长幼尊卑为准绳的处理原则。
果然，当胤禔“以议政王大臣等取供时，应如何具供”向皇父请示时，玄烨回答：“裕亲王系汝伯父，议政王大臣等取供时，汝若与裕亲王稍有异同，朕必置汝于法，断不姑容。”被阻留在朝阳门外听勘的福全，“初亦录皇子胤禔军中过恶，欲于取供时告白。”
表明他本已作好被侄儿讼告，而受皇上责斥的准备。因为在他看来，父子、兄弟之情，毕竟难以相埒，何况他与玄烨又非一母所生。胤禔是玄烨的长子，一向为父器重，在他与胤禔的争执中，玄烨偏袒后者，乃人之常理。
加之他又贻误军机，遭到重斥事所必然然而，当福全与侄儿一起接受议政王大臣取供时，胤禔先说了一句：“我与伯父裕亲王供同”，此后便一言不发了。这使福全大为震惊。胤禔突然转变对立态度，显然是因玄烨事前已做嘱咐。面对玄烨的宽容与保全，福全百感交集，不能成言，更加惭愧与内疚。他“俯首良久，流涕曰，我复何言”，遂即一人全部承担了罪责。
未几，玄烨对福全等人的问题做出论定：“噶尔丹于乌兰布通为我军击败遁走，而领兵诸王大臣，不复追杀，反信济隆胡图克图议好之诈词，遣人语内大臣苏尔达等，令盛京、乌喇诸路兵，勿与之战。……如使苏尔达等邀击之，则噶尔丹可以就擒矣。伊等不战，乃大误也。福全等俱应依议治罪。但此举已击败厄鲁特兵，噶尔丹远遁，诸王大臣，概从宽免革，福全、常宁罢议政，与雅布俱罚俸三年，福全撤去三佐领。…”评价公允，处理宽大，显示出一位政治家的胸怀与用人策略。
福全等人的失误不仅产生严重后果，而且令玄烨深感难堪。乌兰布通之役，是玄烨继位后清廷第二次大规模出征。平定三藩之乱中，清廷调兵遣将，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前后共派出6名大将军，他们分别为亲王、郡王或贝勒。对此，玄烨曾明白解释：“所以遣王等者，非谓诸将才能不足，念诸王、贝勒皆朕懿亲，指挥调遣无可牵掣，守御征剿，足增威重。”
与玄烨的期望恰相背驰，这些皇亲宗室在前线并不实心效力，而是彼此观望，拥兵自重，多次贻误战机。此次乌兰布通之役，玄烨特地让两个兄弟担任大将军，皇子佐之，个别亲王、宗室，只是作为并非主力清军的副统帅。这种安排表明，对于结束已近十年的平叛战争中宗室们的不佳表现，玄烨依旧耿耿于怀，因而想通过亲兄弟的成功事例，为之做出榜样，并借以教育宗室子弟。
但两位兄弟不争气，竟出此严重过失，使他在宗亲诸王大臣前大失颜面，内心自然十分恼火。更可虑的是，错此全歼良机，为清朝留下隐患，这成为玄烨的一大心病。尽管当时他从各种因素考虑，对上述忧虑未多流露，但数年后仍不得不承认：“前厄鲁特噶尔丹之役，官兵不能悉体朕意，即行剿灭，致失机会，罔奏肤功，朕心为之不怿。”“…六年以来，乌兰布通之役，时屬朕怀。”
乌兰布通之战成此结局，有一定偶然因素。如果玄烨不突然患病而是亲临指挥，必定穷追对手，不予姑息，噶尔丹军就可能全部被歼灭。如此，则无须数年后玄烨三次亲征，康熙朝中期的部分历史，也需要相应改写了。就福全来说，出现这一失误，不仅因他既无统兵作战的经验，又缺乏军事才能，还同他本人的性格、作风有一定关系。
乌兰布通战役后，玄烨再未重用福全和常宁，但清廷有重要政务，仍让他俩参与其中，给与效力机会，如康熙三十年(1691年)玄烨主持多伦会盟，三十五年二月，玄烨第一次亲征噶尔丹，福全，常宁都在随从之列。
康熙三十六年二月初六日，玄烨第三次亲征噶尔丹率师离京。十一日，他写信谕告皇太子胤礽：“嗣后凡有谕令看阅之文，亦著裕(亲)王阅之。”胤礽立即照办，于当月十五日奏称，已将所录谕旨等，“奏报太后祖母，宫内遍令传阅。裕王、三阿哥(胤祉)及大臣等，俱已阅看。”三月二十五日，胤礽又在奏报中写道，已将皇父送回之折件，“送皇太后并宫内一览，裕王、大臣等一并看阅。”
由于玄烨的特殊关照，留在家中的福全得以及时了解大军征伐战况；在胤礽的奏疏内，福全被列于皇子、大臣之前、仅次于皇太后。这些情况都体现出玄烨对皇兄的看法，表明乌兰布通之役并没有在俩人之间留下裂痕。
五、福全最后的岁月，突显兄弟情深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二月，玄烨第三次南巡，福全没有同往。五月玄烨返归，临近京城时，福全按约前去接驾，先期抵达等候的玄烨赋诗一首：
“候兄裕亲王”“花萼楼前别，已经春夏余。平明挂锦缆，日暮傍樵渔。吴越当年景，江湖各自知。留心民事重，隔己信音疏。”
当年秋，玄烨“命画工写御容与(福全)并坐桐阴，示同老意也。”不久，他又“咏桐老图赐裕亲王”“丹桂秋香飘碧虚，青桐迎露叶扶疏，愿将花萼楼前老，帝子王孙永结庐。”此时玄烨46岁，福全47岁，都已向老年迈进。
玄烨特在桐阴之下与兄并坐，让宫廷画师写真，是取兄弟二人同老同心，永远同在之意。
玄烨对福全的友爱、尊重和信任，还体现在下述事实上即福全与皇子们的不同亲疏，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玄烨对后者的看法。
福全的皇侄众多。他去世前，十三阿哥胤祥之前的皇子都已在18岁以上，福全看着这些侄儿长大、熟知他们每个人的禀性、气质、能力与为人。皇子们在伯父面前，无须像在皇父前那样谨言慎行，毕恭毕敬，而他们的优点和短处，都得以充分表现。从某种角度说，福全对侄儿们的认识，是比较客观、全面的。
由于种种原因，福全与侄儿们的关系，存在较大差异。诸皇子中，也最喜爱八阿哥胤禩。
一废太子期间，玄烨谈到胤禩时说：“..…乃若八阿哥之为人，诸臣奏称其贤，裕亲王存日亦曾奏言八阿哥心性好，不务矜夸。”有的学者指出，福全去世前，曾向玄烨揭发皇太子胤礽的种种劣迹，同时赞扬胤禩聪明能干，品行端正，建议玄烨立后者为储君。这次谈话后不久，胤礽的主要支持者索额图即被拘禁，看来玄烨已考虑皇兄的建言，认为胤禩“是可以代替胤礽做皇太子的人选之一。”
福全能够向玄烨坦述对皇子们的看法，说明他虽然畏远权势，以宁静淡泊为本，但也绝非不关心政事，毫无政治头脑，而是有着自己的是非观点和爱憎。皇八子胤禩生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福全去世时已23岁，一废太子前，他很受皇父器重，曾随扈参加第一次亲征，后又受封为贝勒，是享有封爵的皇子中最年轻的一位。
他还多次受皇父指派，与皇三子胤祉一起办理政务。不应否认。福全对于胤禩的赞赏，会促使玄烨对后者更加倚重；玄烨很重视长兄的意见，况且俩人对胤的看法，基本是一致的。受福全的影响、他的儿子们也与胤禩十分要好，彼此关系相当密切。
福全的早逝，使胤禩在储位之争中失去一位有力的支持者。如果福全健在，一废太子事件的势态发展与结果，以及胤禩本人的命运，或许都会有所不同。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正月十五日，福全的庶福晋纳喇氏生下他的第七个女儿，也是他最后一个孩子。
51岁的福全老来得女，又恰逢佳节良辰，可谓喜上加喜。然而，王府中的欢乐气氛没有持续多久，即因福全突然病倒而不复存在了。三月二十六日，玄烨亲至府中探望；五月六日、十四日，他从畅春园返宫间隙(当时孝惠住在畅春园，玄烨常往陪伴)，又先后两次亲视福全疾。五月底，玄烨率领6位皇子巡视塞外，表明福全的病虽然不轻，但尚无大妨。
是年六月是一冷酷无情的月份，在不到二十天内，玄烨先后失去最后两位同辈至亲。六月初七日，常宁在京病逝。玄烨接到奏报、“命(在京)诸皇子经理其丧，并谕诸皇子每日齐集丧次，至发引后乃止。又给银一万两，命内务府郎中皂保监修坟莹立碑。”他绝未想到，更大的不幸会接踵而来。
当月二十六日，福全的病情突然恶化。二十七日深夜，玄烨在驻跸之地喀喇和屯得闻皇兄病笃，当即命全体随扈皇子星夜兼程，先赴京师，并不顾诸大臣劝阻，准备随即回銮。玄烨此刻还不知道，福全已于二十六日晚病逝。二十八日早晨，噩耗传至，怀着悲痛的心情，玄烨毅然踏上归途。由于正值盛夏(阳历七月)，酷暑难当，一连数日他都是在夜间子时启行，赶赴京师。
七月初一日玄烨进入东直门，他没有回宮，而是直接赴福全府邸临丧。他摘除冠缨，“哭至枢前，奠毕，仍恸不已。”玄烨尚未抵达前，皇太后已先临王第举哀。对孝惠来说，福全虽非亲生，但作为母子，相处几达五十年，彼此也有一定感情。玄烨见到嫡母、只有相对唏嘘。他劝皇太后先行返宫，随即又命全体皇子及扈从诸臣，前往常宁殡所奠酒。他回宫后不入日常所居的乾清宫，而是来到景仁宫暂居。
当日，大臣们齐集景仁宫门前，奏请玄烨仍回乾清宫休息，以便继续去塞外避暑。玄烨没有同意，传谕说：“朕但想皇太后过哀，朕心不安耳。侯王殡后，朕再起程。至于居便殿者，非自朕始，乃太祖、太宗之旧典也。尔等不必恳奏。接着他又以“裕亲王之丧，皇子等理应穿孝，”令宗人府议奏。
宗人府认为只应让与裕亲王“同旗之皇子”穿孝，玄烨则不以为然：“裕亲王，朕之亲兄，岂可止令同旗皇子穿孝。”随命皇长子胤禔，皇三子胤祉、皇四子胤禛、皇五子胤祺、皇七子胤祐、皇八子胤禩“俱穿孝”。除皇太子以外全体年长皇子为死者服孝，仅次于太皇太后、皇太后和皇后去世后的服孝规格，反映了玄烨对福全去世的哀悼程度。
六、康熙何以和福全关系至笃？
玄烨与福全感情笃深，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这是康熙以汉族封建正统观念为标准对皇兄的愧疚。清朝入关前，并无严格的皇位继承制度。康熙十四年，玄烨学习汉族封建统治者立嫡立长的做法，将嫡子胤礽立为皇太子，表明他在这一重大问题上，是以汉族封建正统观念为标准。然而，他本人的继位，却恰恰偏离了这一准则。福临无嫡子，庶子中福全居长，继承皇位当为福全，而非排行第二的玄烨。
尽管这一结果是由各种因索造成，玄烨的继位完全名正言顺，但在玄烨的内心深处，始终对福全抱有歉意，这是由其很深的汉化程度与比较仁厚的禀性所决定的。虽然玄烨不可能承认这一点，但这却是贯穿在他与福全关系的全过程，并对之起有重要作用的一条隐线。
福全没有能成为福临的继承人，人们还有其它说法。一则说福全“向以损一目不得立”。一目失明，是个严重的生理缺陷，与健康的玄烨相较，福全自然处于劣势。一则是说福临临终前.“曾将他的长子召来，问他是否愿意执政?长子谦逊，自感年幼，不愿接受……于是顺治又把康熙叫来，向他提出同样的问题。康熙较有教养，爽快地回答：他愿意遵照父命，承担社稷重任。这一回答博得了皇帝的欢心，遂即将皇位传给了他。”
根据福临染患天花后的病势等情况，后一说法难以成立，不过它却反映出福全、玄烨兄弟两人不同的个性气质：前者拘谨，胆子较小，后者果决而有魄力。这也正是他俩成年后各自伴随一生的性格特点，“由小看老”的古老民谚，是很有道理的。
福全性格特征的形成，与其自身的生理缺陷有一定内在联系。有残疾的孩子容易产生自卑感，何况同父异母弟玄烨自幼精力充沛，聪颖过人，这使福全从小就有自愧不如的潜在意识。
其次，玄烨完全按照儒家的伦理道德标准，决定与家人的远近亲疏，严上下长幼尊卑之分。
福全不仅是他唯一的兄长而且是唯一比他年长(尽管仅大数月)的男性至亲。仅此一点足以使玄烨对福全的手足之情，比对常宁、隆禧更重。
第三，玄烨、福全的关系，还取决于福全本人。福全生性恬静，较少权欲之念，而且善于自保，是他始终保持与玄烨较好的兄弟关系，得以善终的一个重要前提，这既为其所处客观环境所迫，也与其从小形成的性格、气质很有关系。
他的存在，不仅没有对玄烨的集权构成任何威胁或不利因素，相反，却可以被玄烨用来作为宣扬封建伦常思想与手足和睦的一面旗帜，用以提高他本人在全体臣民，特别是汉族士大夫阶层中的声誉。这是福全身后，被玄烨树立为臣民榜样的本质所在。
从某种角度看，玄烨、福全这对君臣弟兄、好比两位相得益彰的和谐搭配。本应继位的兄长，对弟弟并无妒嫉，唯谨唯慎，处处谦让，恭顺有加；并非长子的继位者，对皇兄则极尽厚待与优宠。相互理解与体贴，不仅使双方从中获益，客观上还增加了对方的美德懿行，而两人的关系也自然越来越好，感情逐步加深。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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