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阳：白话文运动的背景

中世纪欧洲的统一，得益于基督教和拉丁文的通行。而近代民族语言的诞生和成熟，又往往伴随着《圣经》的翻译。比如英文钦定本《圣经》的问世，以及差不多同时期的莎士比亚，宣告了书面英语的建立。路德翻译的德文《圣经》之于德语，也具有同样的开创之功。而当《新旧约全书》被英国人马理逊翻译成汉语之时，中国的语言和文字已经有三千年使用的历史了，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积累了数量巨大的典籍，以汗牛充栋言之不为过也。

佛经的翻译，曾经对汉语和汉文的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此一时期真正对汉语革新发生深远甚至决定性影响者，乃是在华传教士的积极活动，包括大量的言语辅助活动。西方传教士提出了至少十馀种方案，以罗马字母为汉字注音，这一方法深刻启示了中国学者，于是有一八九二年卢憨章的《一目了然初阶（中国切音新字厦门腔）》，此后十数年间，几乎每年都有国人提出字母注音的新方案。劳乃宣的“简字全谱”曾惊动朝廷，引起慈禧太后的关注。

又过了二三十年，资产阶级改良派为宣传变法维新、开发民智而提倡白话文。

以上陈述粗略，不仅简化，而且失实。宣传维新的改良派并不尽皆提倡白话文，梁启超自创文体，后被称为“新民体”，属于文言上的改良派，杂文言白话而用之，其卓越的文采，以带情感的笔锋，抒发得淋漓尽致，影响力远非倡导白话者所可比拟。甚至可以说，没有梁启超被当时的保守派视作洪水猛兽的文章和宣传，就不会有辛亥革命的轻易成功，胡适有此说法可以为证。革命派对语言变革虽然态度保守，对文言却情有独钟，但与其后白话文领袖攻讦文言不同，他们并不排斥白话。被张舜徽称为“清代扬州学派殿军”的刘师培，善以白话解读传统，曾为《中国白话报》主稿人，章太炎于一九二一年出版《章太炎的白话文》，章太炎、黄节、刘师培在政治立场上力主排满革命，与五四一代否定传统文化、以文体革命为政治工具不同，他们致力于“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章太炎语）。木山英雄认为，“在章的宏图大略里，固有的生活样式或诸种文化（国粹）和学问（国学）的自律，是国家民族独立的基础，正因如此，它们不是为政治目的服务的手段。恐怕这是问题的关键。”

如黄遵宪（一八四八～一九零五）引俗话入诗，宣称“我手写我口”（《杂感》）；裘廷梁（一八五七～一九四三）认为“白话为维新之本”，发出了“崇白话而废文言”的口号；陈荣衮第一个明确主张报纸应该改用白话；王照更声明自己制定的官话字母，只拼写“北人俗话”，不拼写文言。同时，他们还积极写作通俗浅显的文章。

裘廷梁那篇著名的文章，字两千馀。许多观点直接影响了后来的“白话文运动”：“二千年来海内重望，耗精敝神，穷岁月为之不知止，自今视之，仅仅足自娱，益天下盖寡，呜呼，使古之君天下者，崇白话而废文言，则吾黄人聪明才力，无他途以夺之，必且务为有用之学，何至暗没如斯矣。” 马建忠著《马氏文通》，尤望国人毋再耗时费心于读写，多学有用之学。裘廷梁的结论简而惊人：“愚天下之具，莫文言若；智天下之具，莫白话若。吾中国不欲智天下斯已矣，苟欲智之，而犹以文言树天下之的，则吾所云八益者，以反比例求之，其败坏天下才智之民亦已甚矣。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文言兴而后实学废，白话兴而后实学兴；实学不兴，是谓无民”。

以上竭力倡导白话的议论，均出之于文言，并未一味“愚”天下人，反而以文言文锐利的逻辑性和说服力，为日后白话文运动的兴起张目。陈荣衮云：“今夫文言之祸亡中国，其一端矣，中国四万万人之中，试问能文言者几何？大约能文言者不过五万人中得百人耳，以百分一之人，遂举四万九千九百分之人置于不议不论，而惟日演其文言以为美观，一国中若农、若工、若商、若妇人、若孺子，徒任其废聪塞明，哑口瞪目，遂养成不痛不痒之世界……”先说文言不能开启民智，又道会文言者是极少数，民智之未开，非文言之使然，倒是其太多的人不能文言而使然也。王照参与戊戌变法，亡命日本，潜回国后隐居天津，为普及教育，令齐氓细民“各精其业各扩其职各知其分”，发愤要造出一种统一中国语言文字的官话字母，即“合声字母”，共六十馀母，采用两拼之法。王氏字母运动，赢得多人支持，中有桐城派领袖吴汝纶，亦有北洋大臣袁世凯。黎锦熙《国语运动小史》于字母运动言之甚详，胡适在为《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所写“导言”中亦有涉及。国语运动与白话文运动有重叠交叉，但两者的着眼点不同，前者的目标是国语统一，后者则是书面语的革新，不可混为一谈。最后一语，尤值得注意。写通俗浅显的文章，并不意味着以白话写文章，文言并不一定深奥，白话难道尽都浅显通俗？再者，通俗浅显是优点抑或缺点亦需因人因文因用途场合而论。

梁启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最先向霸占文坛的桐城派古文挑战，创制了“新文体”，用的虽还是文言，但平易畅达，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已向着白话文迈出了第一步。

梁启超的书面语既然“用的还是文言”，则以文言而能承载新的思想，传播广泛，影响至巨，不正显示了文言的能量么？白话文运动发起人胡适也承认这种影响：“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现在追想起来，有两点最分明。第一是他的《新民说》，第二是他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我们在那个时代读这样的文字，没有一个不受他的震荡感动的。他在那时代主张最激烈，态度最鲜明，感人的力量也最深刻。”“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晓畅之中，带着浓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在几无保留的赞誉中，胡适将梁任公的影响视为个人的威力，而不是写作和文采——即文言文——的威力。

白话也好，文言亦罢，并不等于文章。文章的高下，乃看作者为谁。从实用看，人们多以为白话比文言文易做，但周作人以为相反。我们也可设问于胡适：梁氏倘若用白话，可否有此凌厉的文采、广泛的影响呢？

严复之于鲁迅的影响也是一例。《天演论》译笔的仿古文言，深奥典雅，据说凡汉代以降词语不选。我们能说当初少年周树人感动于《天演论》者，仅仅是赫胥黎的进化论思想，而与严氏文采之快感毫无关涉么？不仅在《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中看到端然的文言，鲁迅日后的白话杂文亦深谙此道，以文入白，挥发得淋漓尽致，至今仍是文白书写的绝佳典范。出于白话文运动的立场，鲁迅讥嘲自己早岁的古文写作，然而，鲁迅明白，他的笔力与文采实乃处处受惠于文言的妙要，唯其渊深的文言教养，这才有足够的馀裕和高度。鄙视并攻击文言——是五四第一代文人的奢侈，他们奢侈得起，后人以之为真，遂成遗患。当初鲁迅一辈真诚期待于未来的新语言，而今日白话文的现状，许是五四同人未可预见的。

出于事功之念，他们乐于承认梁启超文体于辛亥革命的作用。胡适在日记中说，“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一八九八-一九一二年），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事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势如破竹。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这段话，胡适点出梁氏之“笔”，已是指“文采”的意思了，而这文采当然归因于文言的妙用，其力量，竟能胜于“百十孙中山”。

接着白话书报在各地涌现，日见兴盛，其中白话报纸有十多种，白话教科书有五十多种，白话小说有一千五百多种。

以上“白话书报”是谁创办的呢？语焉不详，仿佛是晚清改良派提倡白话的结果，其实不然，绝大多数是外国传教士。据统计，从一八一五年到十九世纪末，洋人在华创办中文和外文报刊近二百种，占当时全国报纸总数百分之八十以上。此一史料殊为重要，即五四白话文运动之前，晚清时期流行欧化的白话，基础已定，白话文的普及，势成大局，其历史功绩与主事者，乃外国传教士。胡适一辈的“革命”相较此前的史迹，不免失色，甚或失实了。

可是直到辛亥革命（一九一一）之前，还没有人自觉地去实现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这个重大的变革。

袁进在《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中发掘披露了大量晚清史料，鲜为人知——马礼逊、郭实腊等西方传教士的翻译和汉语白话创作，今日读来，与通行白话一样，甚至更为自如。然而这些刊布其时的白话文章比五四白话文运动早出半个世纪，作者的结论是：“根据以上大量的事实，我们有理由说，与文言文和古白话不同的新白话，也就是后来的现代汉语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已经正在形成，其代表作就是西方传教士的翻译和创作的作品，它们的流行遍布全国各地，而且常常在下层社会。它们包括了诗歌、散文、议论文、小说等各种样式的文学作品。简言之，现代汉语的文学作品是由西方传教士的中文译本最先奠定的，它们要比五四新文化运动宣扬的白话文早了半个世纪。它们在社会上自成一个发展系统，连绵不断。”“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首先是由西方传教士推动的，他们的活动是五四新文学的源头之一。”刘进才《语言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一书也列有专章“现代语言运动发生的异域资源”，副题为“西方传教士与白话文体的先声”，其对《圣经》翻译和早期白话文的关系，作了详尽的探讨。

周作人一九二零年说过这样的话，“我记得从前有人反对新文学，说这些文章并不能算新，因为都是从《马太福音》出来的；当时觉得他的话很是可笑，现在想起来反要佩服他的先觉：《马太福音》的确是中国最早的欧化的文学的国语，我又预计他与中国新文学的前途有极大极深的关系。”作为五四文化新党，这话再明白不过了。

王治心一九四零年出版《中国基督教史纲》，不仅视《圣经》翻译为后来文学革命的先锋，且把太平天国的文告，也视作后来平民文学的先导。

语言文字乃全民使用，演变过程中有自然而然的趋势，社会环境起了变动，会影响到大家的说话和写作，这是一件天天发生而未中断的事。近代以来汉语书面语的白话趋势的确越来越明显了，有加快的倾向，却不宜夸大顺势引导者的作用，外国传教士在翻译使用中文写作时选择白话，除了考虑下层读者的易懂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学会文言文太困难了。教育的普及，识字的人数增加，通文言者似应多起来，由于白话文运动的结果，却使几代人整体上自外于文言阅读和写作的能力，这在过去教育不发达的几千年里，从来没有发生过。

从清代末年到民国初年，接连出现了几件可以决定文体改革方向的大事：一是科举制度的废除（一九零五）；二是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皇帝；三是粉碎了袁世凯的称帝迷梦（一九一六），《新青年》发出提倡科学和民主、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废除科考与文言的没落，因果关系分明。文言（尤其八股）是天下读书人进身谋职的要务，一朝绝了此路，攻习文言的最大动力立刻失去了。是故文言文并非为白话文所“打倒”，毋宁是废科举而渐趋没落。曾有人模仿以上胡适评价梁启超“之笔”于辛亥革命的话，认为假如没有废除科举的釜底抽薪之举，纵有百十胡适之陈独秀，也未可导致白话革命的速成。周作人多次将白话取代文言为正宗，与推翻帝制相比拟，但他的意思显然是对文言的肯定而非否定，因文言丧失至尊地位与废除文言，纯然两件事，他认为，“五四前后，古文还坐着正统宝位的时候，我们的恶骂力攻都是对的，到了已经逊位列入齐民，如还是不承认他是华语文学的一分子，正如中华民国还说满洲一族是别国人，承认那以前住在紫禁城里的是他们的皇上，这未免有点错误了。”白话文运动是拉丁化文字运动的先导，或说拉丁化中国文字是白话文运动的必然趋势，就此而言，废除文言乃是废除汉字的第一步，唯有循此思路，才可理解白话文运动之于文言文，何以发生如此极端的态度。上论作者在论述文白演替的语境中，谈论袁世凯的复辟帝制，其隐喻，即是将文言文的复兴视作一场持续了八十三天的闹剧。文言与封建制度之间，被如此暗示所绑定，已经不是认知，而是意识形态作怪了。莫说文言与旧制度不是一回事，即使封建帝制本身也有种种差别，秦始皇之前是一种，其身后又一种，唐宋的帝制，与明清的帝制亦有大不同。袁氏未能在皇帝宝座上长久，因其暴病而死，并非谁粉碎的结果，皇权和专制在中国有很大的潜力，洪宪之后几十年仍意犹未尽。

明末清初的顾、黄、王诸士，作文俱以文言，以文言传达民主的诉求和种种新思潮毫无妨碍，《明夷待访录》《原君》《日思录》等，是晚清民主革命思想的重要来源。而章太炎等国粹派鼓吹革命排满共和，文言一样在其手中成为利器。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思想，首次为国人所了解，乃由严复的文言翻译，《法意》一书今译为《法的精神》，欧洲的进化论思想，经典雅的文言润饰之后，如虎添翼，成一时之显学。

《新青年》杂志是白话文运动之嚆矢，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五日由陈独秀于上海创办(上海群益书社印行，月刊，六期为一卷，首卷名《青年杂志》，自二卷一期更名为《新青年》)。

察《新青年》的特色，除了主张激进，便是语言的激进，这一层，直接塑造了白话文运动的品性：一种激烈、夸张而极具意图性的语言。有人将《新青年》的特征概括为“实效至上的功利主义”、“措辞激烈、不惜在论述上走极端的习气”、“绝对主义的思路”以及“以救世主自居的姿态”，认为“《新青年》同人的努力，至少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方式：它是先有理论的倡导，后有创作的实践；不是后起的理论给已经存在的作品命名，而是理论先提出规范，作家再按照这些规范去创作；不是几个缪斯的狂热信徒的个人创作所造成，而是由一群轻视文学自身价值的思想启蒙者所造成。我简直想说，它是一种理智的预先设计的产物了。”

思想的解放带来文体的解放，觉醒了的广大人民群众，掀起了民主主义的浪潮，为白话文运动打下了群众基础。

以上是白话文运动的典型句式和标准腔调，读到这样的句子，你会惊叹八股文生命力之强大，改头换面之后，它已成功地在白话文中得以实现，长长的句子，节奏明快、音节顿挫，读起来让人舒服，却大而化之什么也没有说。

“人民群众”以何种方式参与早期的“白话文运动”，当然语焉不详。时隔九十年，当初“群众基础”云云，不过是民粹主义的假想与神话。白话文运动的早期反对派曾认为，那场运动始终是少数激进分子对无知学生施行蛊惑，于己于人，有百害而无一利。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兴起的大众语运动，亦曾尖锐地批评五四白话文运动“脱离群众”，造成了所谓“新文言”。若把“运动”二字去掉，白话文字自身倒是天然具有“群众基础”的，白话文这种书面语，与文言比起来，究竟离口语近切许多。说得出，听得懂的语言，自然能够从群众中来，也容易到群众中去，但这一“群众基础”不是浪潮作用的结果，也与觉醒与否无涉。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得白话之助，如虎添翼，在群众中迅速传播，经过二十八年的艰难曲折，成为巨大的政治力量。

2009年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