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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年前，藏族作家阿来走遍了四川阿坝州几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翻阅了18位土司50余万字的家族史，写下长篇小说《尘埃落定》，成为茅盾文学奖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此后，小说被改编为舞剧、川剧、电视剧等各种艺术形式。今年，四川人民艺术剧院将这部厚重的文学巨著浓缩成为215分钟的话剧搬上了舞台，由曹路生编剧、胡宗琪导演。
今年3月开始，话剧《尘埃落定》自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开启首演，历经上海、杭州、南京、广州、深圳等6个城市的巡演，将于5月7日作为苏州湾戏剧节的开幕大戏，亮相苏州湾大剧院，这也是该剧本轮巡演的最后一站。
作家阿来这部话剧被阿来认为是最忠于原著的一次改编：“以往各版改编都多少有些隔阂，这一版真的做到了水乳交融，难辨你我”，“小说的精气神都在”。事实上，《尘埃落定》的话剧剧本早在十几年前就已经完成，编剧曹路生当时受邀改编了这部小说，但因为各种原因未能搬上舞台。时隔多年，这个剧本在兜兜转转后，最终成为了四川人艺2021年度的原创大戏。四川人艺副院长黄梁宇表示，《尘埃落定》是一次向经典的致敬，也是对经典的创复排。
曹路生的改编坚持“让原著说话，让人物说话的原则”，保留了小说意味深长的诗兴文本，也保留了傻子少爷内心独白来推动故事情节的独特设置。他始终认为，话剧是最适合《尘埃落定》这部作品的改编形式，“作品精髓是傻子的内心独白。舞剧要跳，歌剧要唱，电视剧要呈现复杂的情节，只有话剧是最适合呈现内心独白的。”
研讨会现场在本轮巡演上海站结束后，上海戏剧学院举行了一次话剧《尘埃落定》的学术研讨会。就在《尘埃落定》上演前后，同样改编自文学经典的话剧《狂人日记》和《长恨歌》先后成为上海戏剧舞台热议话题，也因此，关于文学和戏剧的关系，再一次成为研讨会的焦点。南大戏剧影视艺术系主任高子文就比较了波兰导演陆帕的《狂人日记》和这一版《尘埃落定》的观感，他认为，“《尘埃落定》是非常快速、浓缩的戏，把几十年浓缩到三个多小时；而陆帕的《狂人日记》，却是把狂人的一个念头，几分钟的念头，敷衍成一个小时，甚至两个小时。古典现实主义的做法，是把现实的世界进行加速，抽象出背后的宏大表意来。从《尘埃落定》里能够非常清楚地看到这种现实的加速。但是陆帕却选择了另外一种方法，他比较多地呈现了现实的暧昧性、模糊性。”
在他看来，《尘埃落定》这样的鸿篇巨制改编是很难的，涉及到宏大的历史背景，非常长的时间跨度，但曹路生用一个傻子的叙述，把所有的故事全部串联了起来。原著的绝大部分的内容，都可以在现在的演出当中看到。这对于喜欢小说的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很难想象有一个更好的方式，把这样一个长的历史浓缩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文艺评论家孙孟晋同样比较了两部根据文学名著改编的舞台呈现：“陆帕是节奏缓慢的，他使用了不少多媒体的手段，属于国外现代戏剧的表现方式，更呈现出了西方人眼中的鲁迅形象。而胡宗琪导演的《尘埃落定》整体上是相对传统的表现方式。但是，《尘埃落定》更是我们的民族的，是具有我们东方色彩的一部话剧。”
《尘埃落定》从小说到戏剧的改编，不仅被阿来本人肯定，更获得众多专家的赞赏。舞台剧最大程度保留了小说的内涵和意蕴，成为大家一致的观点。如同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杨杨所言：“这部剧改编，有他自己的特色，那就是采取的是神似法。”导演胡雪桦认为，曹路生保留了原著小说中的特质，把主要的事件都非常清晰地提炼出来。他用了傻子第一人称的叙事同时，这个第一人称之外还有第二、第三人称，这也是现代戏剧大家都在研究的问题。从表演学的角度来说，剧中的我既是你、我、他，还是一个评判。
上海戏剧学院教授丁罗男认为，成功的剧本改编奠定了这个剧的基础。“为什么说改编好？面对这么一部优秀的小说文学作品，把它作品表现的主要内容，最精粹的东西通过三个多小时很精炼地表达出来，这是不容易的。”
丁罗男认为有三点是剧本改编成功的关键：“一是浓缩了原作的叙事外壳，史诗般地描述了藏族土司制度的最后崩溃原因与过程，情节的关键节点都有了。二是把小说中‘傻子’这个独特人物的视角，成功地转换为戏剧语言与舞台形式。最重要的一点，是表现了原著所浸透的一种藏文化的内在精神。”
上海艺术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杨子也为认为，文学性在剧场中的充分展现，文学性和剧场性的完美结合。原著最打动人的“充满灵动的诗意”语言，诗性文本这一特质在舞台上被保留下来。
浙江文艺出版社上海分社社长曹元勇看完戏后感到，《尘埃落定》这部话剧最大特点应该是力求最大限度地贴近原著。“你会感到它恨不得每一个细节、每一句话都贴着原著、忠实原著，跟原著保持一致，从整个故事的发展过程，包括叙述方式。因此看剧的时候，我的强烈感受是这部戏让读过原著的观众扎扎实实重温了一遍书里那些精彩的、华美的、诗意的、富于哲理的场景和片段。”在文本之外，上海戏剧学院教授韩生从舞台美术角度谈到，《尘埃落定》舞台形象的康藏特点也非常强，藏文化丰富而厚重，前藏、后藏、康藏、青藏等地域特点不同。
扬子表示，舞台剧《尘埃落定》为人类学、民族学、民族文化学做出了话剧的贡献。从舞美、服装、音乐，无一不浸淫着古老而淳厚的藏族文化和民族风情，作品在史诗般的叙述中展示了藏区的土司文化如何走向穷途末路，试图在旧和新、傻子与聪明人、历史真相如何言说和不被言说这几组辩证矛盾中引发我们对整个民族甚至整个人类的思考。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主任陈军提到，“现在流行后戏剧剧场，作家的位置和功能被导表演全部或部分代替了，突出导表演和舞台美术的创造性，舞台演出有了无限多样的可能性，但这不等于说戏剧文学不重要了。”
“我们还是要重视文学的力量和价值，现在舞台形式主义严重，形式走在内容前面，而蕴含的文学性却降低了。我们要重视文学的构成和参与。”
在他看来，《尘埃作品》这部作品对人性、人类是有反思的。同时也有象征主义的东西，行刑人、书记官等都是一种象征，作品可以说是对藏民族历史的一种寓言式的书写，带有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的风格特色。从戏剧与地域文化来说，藏族文化得到了很好的表现。(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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