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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三天，一场“反性侵、反性骚扰”大火从公益圈燃起，正在向其他各界蔓延。民主议事规则专家袁天鹏、乙肝斗士雷闯、环保领域知名公益人冯永锋、媒体人章文……多位知名人士被举报性骚扰及性侵，而这个名单依然还在增加，这场维权运动仍在不断扩大。
诉诸互联网的一篇篇文字，背后是一个个黯然神伤的背影，有些人呐喊了，有些人还在沉默者。游鱼沉默于水中，野兽喧闹于大寺。唯有将这般丑行公开，才能让所谓社会精英们肮脏的黑暗面暴露在正义的阳光下，也只反抗的声音多起来，才有讨论，才能推动相关法律健全。但我们也无法要求每位受害者都有勇气去撕开伤疤，作泣血的申诉。
正如知名记者、评论员王志安所说，没有制度救济，没有法律介入和惩罚，受害者即便挺身而出，最终也会不了了之。中国看起来男女挺平等的，但骨子里实质上是一个男权社会。
这种社会语境背后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就是，遭遇性骚扰的女性不论是举报还是沉默，其都是风险承受者。这不单是个人面子得失的问题，更是外界的异样眼光和流言蜚语带来的口水围猎。再者，面对强权或强势的流氓，她们能够维护自身权益的几率又要大大减小。
所以，在维权抑或诉诸法律时，我们必须对性骚扰有相当的认识和了解，如此，才能在遭遇同类事件时，义正言辞地拒绝，抑或留下可靠的法律证据，继而维权。
我们都知道，性骚扰是个外来词。1986年美国最高法院将其定义为Quid pro quo(意为交换物）和Hostile environment（意为敌意环境）。前者指有权力位置的人会根据对方是否满足自己的性要求而在成绩或工作岗位上做决定；后者指性骚扰行为使整个工作环境紧张并充满敌意，干扰员工或学生的正常工作学习。而美国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将性骚扰定义为一种不受欢迎的性示好行为。
且不说拗口的定义稍显笼统，单就其表述的语境可能无法完全适应中国本土的语言表达体系。专家学者给出的定义与普通人对这个词汇的理解必然不同，而每个人对于“性骚扰”的定义也必然是千差万别。如此，讨论的结果也必然莫衷一是。
“反性骚扰”是个严肃的话题，没有一个普适性讨论语境，大家对于“性骚扰”的认知范畴就会陷入自说自话的尴尬境地。制度没罗列，法律不认可，维权就会很被动。唯有一个大多数人都接受且具有普及性的定义，才能在性骚扰的防范取证，以及后续“反性骚扰”立法方面取得突破。
还有一点需要明确，虽然上述性骚扰行为，都发生在男对女之间，但性骚扰绝不仅仅是男对女之间，还可能发生在女对男，甚至同性之间。但究竟什么样的行为才算性骚扰？同性在何种言谈话语、肢体行为下，会被至少一方认为是性骚扰呢？这些都是需要思考的问题，“反性骚扰”话语要强势地介入生活，并为受害者争取某种权利，就需要建立防范意识和防范机制，确保举报人（受害者）不受二次伤害，同时又能够让更多的受害者站出来揭示。
但又不得不说，这是个男权意识深入骨髓的社会，那些光环罩护下的男性荷尔蒙冲动总是容易被原谅，而一个被受害者遭受凌辱反倒还要经受是为“风尘女子”的指摘。不管是公益界、教育界，抑或是公知界的精英们犯下此等丑行，总有权力为其遮丑。不消说，权势地位越高，其能控制甚至笼络的人脉越多，膨胀无节制的权力会像春药一般，让其不受控制的荷尔蒙沸腾，从而有恃无恐地实施暴力或者骚扰。
我们看这样一组数据，广州性别教育中心曾将6592份《中国大学在校和毕业生遭遇性骚扰状况调查》的结果公之于众，其结果显示有7成的受访者经历过不同程度的性骚扰。其中陌生人性骚扰占比64.67%，同学、网友占比31.96%和14%。据其他机构保守估计，中国9.5%的女童和8%的男童曾遭到不同方式的性侵害，总数高达2500万人。
这样高比例的受害者，一方面源于很多人即便遭遇也不明白是否被性骚扰，更多的是申诉无门，唯有掩面自伤情。另一方就是社会舆论传递给受害者的压力，使她们遭遇性骚扰与性侵害时，还要接受舆论的道德谴责与羞辱。尤其一些理中客的“怎么没有保护好自己”“为什么不抵抗”，甚至一些喷子“肯定是自己风骚不检点”“嘴上说不要、身体很诚实”之类的混账话，无疑会对受害人造成二次伤害。所以，很多人抱着忍一忍的态度雪藏这份痛楚。
但沉默只会助长为恶之人，沉默者越多，他们心中的畏惧就越小。俗话说得好：所有的背叛都是由于付出的代价不够大。
显然，在性骚扰话题热度不断攀升的当下，现行法律规制效力愈发捉襟见肘。如果民众对于性骚扰还没有形成普遍认知，如果社会对于女性或者受害者还持有某种偏见，如果所有的讨论还不足以警示相关部门补强法律，如果受害依旧选择忍气吞声，“反性骚扰”话语必将又是一句空话。
文/陆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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