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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作为宋代文人的杰出代表，不仅文章独步天下，对诗词歌赋，书法绘画也样样精通。然而，这样一个博学多才的政治家，却命途多舛，一生郁郁不得志。
他的人生中最要命的便是那场“乌台诗案”，因为一封《湖州谢表》，被政敌有心利用，导致苏轼直接获罪下狱，还连累了一众亲朋好友。
最后，因为有国法“不杀士大夫”，以及王安石和高太后的求情，他得以免除一死，但活罪难逃，被贬黄州。这次文字狱一案，直接导致弟弟苏辙被贬筠州（今江西），苏门四才子也随之消散，然而，受牵连的20多个罪犯中，唯有好友王巩被贬的地方最远且最偏——古人称之为“蛮荒之地”的岭南。
朋友何其无辜受此贬谪，这使苏轼内心十分愧疚，他说：“兹行我累君，乃反得安宅”。元丰四年（1081），苏轼作《次韵和王巩六首》，其一云：
欲结千年实，先摧二月花。故教穷到骨，要使寿无涯。久已逃天网，何而服日华。宾州在何处？为子上栖霞。
王巩在岭南宾州期间，苏轼与他书信往来密切。
岭南瘴气逼人，苏轼担心王巩受不了，建议他用“摩脚心法”对付瘴气，还劝他少饮酒，调节饮食，鼓励他坚持下去，总有一天会时来运转。而远他乡的王巩为了安慰苏轼，则给他回信大谈道家长生之术，说自己正在宾州修行。
苏东坡很喜欢广西的丹砂等特产，便从黄州致信对友人说：“桂砂如不难得，致十余两尤佳。”
除此之外，他们还交流诗词书法和绘画心得，并时常讨论国事，交流政见，两名落拓名士“居庙堂之高而忧其民，处江湖之远而忧其君”的赤子之心，可见一斑。
由此可见，二人情同手足，亲密之情溢于言表。
但对于朋友的愧疚之情，苏轼一直难以忘怀。后来他给王巩的诗集编序，《王定国诗集叙》中说：
“今定国以余故得罪，贬海上五年，一子死贬所，一子死于家，定国亦几病死。余意其怨我甚，不敢以书相闻。”
公元1083年，王巩奉旨北归，得以宴请苏轼，二人有幸重逢。苏轼发现虽遭此一贬，王巩不但没有寻常谪官那种落拓的容貌，还容颜焕发，神色更甚于之前。不由疑惑，“定国坐坡累谪宾州，瘴烟窟里五年，面如红玉”。逆境之中，王巩依然豁达开朗，可见心态非常人所不及。但是，东坡却非常想知道究竟是何缘由使好友如此开明？
王巩笑了笑，不置与否，叫出柔奴为苏轼献歌。只见美人轻抱琵琶半遮面，慢启朱唇，歌声袅袅，分外悦耳。东坡以前也见识过柔奴的才艺，如今也觉得她比之前更美丽了，才艺更精进了，更是疑惑难道宾州水土这样养人么？
于是，苏轼按耐不住自己的好奇心了，试探地问柔奴：“岭南应是不好？”柔奴顺口答以“此心安处，便是吾乡”。苏轼听后，深受感动，没想到这样一个弱女子竟能脱口说出如此豁达之语，于是对她大为赞赏，立刻填词赠她，这首词便是《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自作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原来，王巩获罪被贬时，家奴歌女纷纷散去，唯有柔奴一人愿意陪伴王巩共赴宾州。这和当日苏轼被贬黄州一样，只有王昭云一人不忍离去。自古以来，岭南穷乡僻壤，瘴气横生，柔奴明知此地险恶，却还是愿意和王定国同甘共苦，其心可鉴。
王巩与柔奴二人一起在宾州生活了三年多，两人惺惺相惜。王巩泼墨吟诗，访古问道，柔奴则歌声相伴，温柔慰藉。两人于逆境中，相互鼓励，催促奋发。
只有心情愉悦，才会使人精神焕发，越变越年轻。因此东坡才会感觉二人红光满面。
据记载，这位柔奴不但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在音律歌舞方面也有较高的造诣，而且她医术高明，十分同情社会底层弱者，常常亲自上山采药，以其一身医道救治岭南百姓，被岭南人民奉为“神医”。
古往今来，柔奴是唯一一位被誉为女神医的家姬。
柔奴说的那句“此心安处是吾乡”，其实并不是首创，唐代诗人白居易有诗云：“无论海角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由此可见柔奴知书达礼，才思敏捷。
自苏轼《定风波》一词传开后，“点酥娘”柔奴的名声便为人所知，而王定国与她的恋情也成为人们口口相传的经典爱情故事。但是，人们更钦佩的如此小女子的豁达开朗，这对后来苏轼流落儋州时的旷达也做了一种铺垫。
如今，我们再听到“此心安处是吾乡”是不是总有一种莫名的情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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