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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中学时代，老师讲沈从文《边城》很美，想买本瞧瞧，怕影响学业，只得作罢；大学时，喜欢快意恩仇的杂文，不屑于情情爱爱、婆婆妈妈的故事，索性不看。如今，学习新文化史，专门把《边城》找来研读，看过以后，大吃一惊，好厉害的文字！闭上眼睛，翠翠的倩影、傩送的歌声、老船夫“心安理得”的神气劲、古希腊悲剧式的情感净化快感、精神升华的酸楚，依旧在我心头回荡。
诚如人们常说地“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往往离不开作者本人的经历及其所处的时代的影响。20世纪三十年代是沈从文先生的“黄金时代”，他屌丝逆袭，不仅横扫文坛、声名鹊起，还以小学学历进入高校执教，迎娶到心仪的女神、中国公学“校花”张兆和，成为人生赢家，实现了事业爱情双丰收。但这一时期，世界经济萧条、日寇侵占东北，中华民族危机进一步加剧；在中西文化碰撞和工业文明对农耕社会结构破坏的作用下，社会流动增加，乡村青年、小镇知识青年，大量涌入“都市”生活，他们即享受了现代文明所带来的便利，也面对着思想重建的阵疼、未来不确定所带来的空虚、焦虑与孤独。出生湘乡农村，深受新月派“浪漫主义”影响的沈从文，并没有在功成名就、家庭美满的温柔乡中继续沉醉，他走出“舒适区”，回到滋养他的土壤，宁静思索，探寻生命的意义，用沈从文自己的话说，他要建造出一座“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这座小庙，就沈从文先生于1934年创作的小说《边城》，它以川、湘交汇的边城小镇茶峒为背景，通过船家少年翠翠凄美的爱情悲剧，将沈从文的精神家园和湘西的自然之美、人性之美完美结合，通过人物命运的无常和“美的错过”，引起读者的“一点怀古幽情”、“一次苦笑”、“一个噩梦”，或者“一种勇气同信心”，以达到古希腊悲剧式“净化心灵”的效果。
这部小说中没有脸谱化的坏人，即使读者们普遍讨厌的中寨媒人。他欺骗老船夫，说老二傩送讲“我眼前有条渡船（指娶翠翠，继承摆渡），我本想要渡船，现在就决定要碾坊（指娶团总女儿，获得嫁妆碾坊）吧”，并用大老天保的死，戳中老船夫的心口。这席话，客观上造成了老船夫的死、老二的离家出走。但中寨媒人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坏人，他只是尽自己的本分，如老船夫为公家摆渡时，不接受客人的钱财一般，做自己的工作，讲究做事的“心安理得”。
船总顺顺因儿子的死，与老船夫一家产生芥蒂，但在得知老船夫的死讯后，他冰释前嫌、精心操持老船夫的后事，并与翠翠的保护人老马兵，商量“把翠翠接到他家里去，作为老二的媳妇”，体现出一个地方豪杰的仁义与长者的敦厚。
老大天保、老二傩送同时爱上翠翠，作为亲生兄弟，他们“不至于动刀”决斗，也不作“情人奉让”，他们计划以歌声赢得翠翠的芳心，尽管天保知道自己的歌声不如弟弟，但他依然拒绝“请老二作竹雀”，代替他轮流唱歌。在傩送赢得胜利后，天保欣然接受现实，从容乘船外出，绝不给他人带来伤害。天保的正直，如希腊神话中的英雄，正直勇敢、光明磊落。沈从文先生以天保兄弟对待爱情的态度，对“大都市男子对面爱与仇时”表现怯懦做了一番狠狠地批判，引入发笑、深思。
《边城》的文字优美、画面感极强，在沈从文先生精心的绘制的这幅画卷中，工业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冲突、年轻人与老年人思维的差别、美好人性与命运的悖论、理想生活与现实社会的反差，在小说中若隐若现，构成了传统文人画的幽怨与唯美。恰如著名作家著名汪曾祺评价，沈氏的文字“每一句都鼓立饱满，充满水分、酸甜合度，像一篮新摘得烟台玛瑙樱桃”。
小说结尾，沈从文没有告诉读者，翠翠和傩送是否能终成眷属，只写道：这个人（傩送）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这神来一笔，像传统文人画中意味深长的留白，值得每一个读者用一生去猜想、去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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