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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保守主义评论
按：本文选自托马斯·索维尔的近著《歧视与不平等》（刘军 译），第七章“事实、假设和目标”，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版，第239-243页。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社会正义”其内涵接近于“分配正义”。
许多被冠以“社会正义”之名的话语，都隐含地假设了 3 件事：
（1）看似不可战胜的谬论，即在没有他人的偏见对待的情况下，不同的群体将同等成功；
（2）不同结果的原因，可以通过搜集显示不平等结果的统计数据来确定；
（3）如果更幸运的人无须完全为自己的好运负责，那么政府——政治家、官僚和法官——将通过干预有效地产生更好的结果，或道德上更好的结果。
当我们观察现实世界中的事实时，我们会反复发现结果的分布有偏差，无论是人与人之间还是自然界都是如此。但是，当我们审视社会愿景或政治议程时，我们发现平等的结果是普遍的假设，而当这一假设得不到满足时，它就是政府强加的规范。如果某些社会类别的人在特定的职业、机构或收入阶层中没有获得平等的代表性，那就会被认为是某人的错误，因为理应存在的自然平等的结果并未得到体现。这似乎就是很多说和做背后不可战胜的谬论。
举证责任方面存在着根本的不对称。无论有多少关于结果的偏态分布的经验证据被提出，并被作为反驳不可战胜的谬论的证据，另一方都没有相应的举证责任来提出，在任何给定的努力中各种社会群体哪怕有着平等代表性的一个例子。试问，在哪个国家，在什么样的努力中，或者在人类几千年历史的哪个世纪，在人们自由竞争的任何活动中，曾经有不同群体有着平等的代表性？人们可以读到大量的相关论点，即统计差异意味着有偏见的待遇，但人们无法找到任何一个在任何努力、在任何国家或在任何历史时期中社会群体均匀分布的实证例子。
在大多数关于财富再分配的“社会正义”的观点中，同样缺失的是在任何全面、长期的意义之上，这种再分配实际上有多大的可能性。当然，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金钱或其他物质财富被政府没收或被暴徒掠夺的例子俯拾皆是。但物质财富是人力资本，即存在于人的头脑中的知识、技能、才情和其他素质的产物，而人力资本是无法被没收的。
人们为了再分配而没收的物质财富，是一些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耗尽的东西。如果没有创造它的人力资本，它就无法恢复。人力资本本身也不容易由第三方决策者创造。虽然雇用教师和购买书籍是可能的，但购买文化史是不可能的。文化史能锤炼并引导所有人获得对人力资本来说起决定性作用的技能、习惯和态度。
几个世纪以来，许多国家没收了生产性人才构成的人力资本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如果被没收的物质财富是由外国投资者拥有的，这一过程经常被称为“国有化”，并被誉为本国对外国“剥削”的胜利。当被没收的实物资本属于生产性国内群体时，使用的也是类似的理由，这往往导致许多生产性人才离开该国，他们的离开可能是为了逃离激愤的暴徒，也有可能是因为政府的负面行动——有时还包括大规模的驱逐。
无论如何，最终的结果往往是这些人来到其他国家，成为赤贫的难民。与此同时，他们逃离的国家承受的后果往往是大量人力资本撤离后的经济衰退。这类事例，包括 20 世纪 70 年代亚洲人被驱逐后乌干达经济的崩溃，以及这些难民进入英国后英国经济的崛起。类似地，20 世纪中叶来到美国的古巴难民，他们一贫如洗，靠从事低水平、低收入的工作而生存下来。但是，多年后，在美国的古巴人的企业的总收入超过了古巴国家的总收入。
这个主题的变体，可以在许多时间和地点被找到。这类例证，包括 15 世纪末被驱逐出西班牙的犹太人，这些被剥夺物质财富的人再次在荷兰繁荣兴盛，并在这个过程中为荷兰的经济做出了贡献。16 世纪和 17 世纪逃离法国的胡格诺派难民，使瑞士成为世界上领先的制表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捷克斯洛伐克将绝大多数德国人驱逐出境，这使得他们曾经聚居的苏台德区在几十年之后仍陷于经济困境。20 世纪末，白人农民被赶出津巴布韦之后，类似或更严重的经济灾难发生了。
尽管约翰·罗尔斯和其他“社会正义”倡导者的言论在语言世界中可能极具说服力，但现实世界中存在的事实提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即在任何全面和可持续的意义之上，收入或财富的再分配是否真的可行。相反，如果只是出于人道主义的愿望，即希望看到不太幸运的人拥有更美好的生活前景，那么“社会正义”既是不必要的，也是与那些碰巧没有共享这一特定社会愿景的隐含假设的其他人联手实现这一目标的障碍。
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生活从来谈不上“公平”——从某种意义上说，实现经济繁荣或其他利益的可能性是平等的。这让许多人得出结论，认为人类的偏见正是其背后的原因。毫无疑问，人类的偏见导致了不公平的可能。但是，说人类的偏见是造成不平等的唯一甚至主要原因，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这完全是无稽之谈。
当智商排在前 1% 的男性之间以及在同一屋檐下长大的兄弟姐妹之间的结果存在重大差异时，以及当受歧视的少数族裔在经济上比歧视他们的人更成功时，坚持认为人类偏见是造成结果差异的主要原因，那就是掩耳盗铃。受歧视的少数族裔在经济上更成功的例证，曾经发生在奥斯曼帝国、许多东南亚国家和大部分东欧国家。
这并不是说无法作为，无法为更多的人提供更多的机会。为此，我们已经做了很多事情，可以做的事情还很多，将来还会做很多事情。但方法可能是有益的，也可能是有害的，这取决于我们对世界现状的理解程度和处理方式，而不是根据一些因各种原因看起来更有吸引力的愿景。
尽管无法没收和重新分配人力资本，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力资本是少数几种可以传递给其他人而无损自身的东西之一。但是，阻碍这种情况发生的最大障碍之一正是“社会正义”的愿景。在这种愿景下，不太幸运的人的根本问题不是缺乏足够的人力资本，而是源于他人的恶意。对一些人来说，放弃这一愿景意味着放弃一部道德情景剧。在这部情景剧中，他们把自己视为对抗邪恶势力的战斗勇士。有多少人准备放弃这一切——以及它带来的所有精神、政治和其他回报，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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