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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酒在中国“古而有之”，但在不同朝代又有不同的发展状况。所以有人开玩笑说，葡萄酒在中国不应该被称作“洋酒”，而应该叫做“土酒”。
汉代：中国葡萄酒业的开端
据考证我国在汉代以前就开始种植葡萄并有葡萄酒的生产了。
司马迁著名的《史记》中首次记载了葡萄酒。公元前138年，外交家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看到“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馆旁尽种蒲陶，苜蓿极望”(《史记·大宛列传》第六十三)。
大宛是古西域的一个国家，在中亚费尔干纳盆地。这一例史料充分说明我国在西汉时期，已从邻国学习并掌握了葡萄种植和葡萄酿酒技术。西域自古以来一直是我国葡萄酒的主要产地。《吐鲁番出土文书》(现代根据出土文书汇编而成的)中有不少史料记载了公元4~8世纪期间吐鲁番地区葡萄园种植、经营、租让及葡萄酒买卖的情况。从这此史料可以看出在那一历史时期葡萄酒生产的规模是较大的。
到了东汉末年，由于战乱和国力衰弱，葡萄种植业和葡萄酒业也受到极大影响，葡萄酒异常珍贵，成为当时皇亲国戚、达官贵人享用的珍品。
《三国志·魏志·明帝纪》中，裴松子注引汉赵岐《三辅决录》：“孟佗又以蒲桃酒一斛遗让，即拜凉州刺史”。孟佗字伯良，是三国时期新城太守孟达的父亲，张让是汉灵帝时权重一时的大宦官，孟佗仕途不畅，就倾其家产结交张让身边的人，送给张让一斛葡萄酒，以酒换官，当即被任命为凉州刺史。后来苏轼还对这件事感慨地说：“将军百战竟不侯，伯良一斛得凉州。”
汉朝的一斛为十斗，一斗为十升，一升约合现在的200毫升，所以一斛葡萄酒相当于现在的20升。也就是说，孟佗拿26瓶葡萄酒换来凉州刺史之职，可见当时葡萄酒的身价有多高。
魏晋南北朝：葡萄酒文化的兴起期
魏晋及稍后的南北朝时期，葡萄酒的消费和生产又有了恢复和发展。从当时的文献以及文人名士的诗词文赋中可以看出当时葡萄酒消费的情况。
魏文帝曹丕喜欢喝酒，尤其喜欢喝葡萄酒。他不仅自己喜欢葡萄酒，还把自己对葡萄和葡萄酒的喜爱和见解写进诏书，告之于群臣。魏文帝在《诏群医》中写道：
“三世长者知被服，五世长者知饮食。此言被服饮食，非长者不别也。……中国珍果甚多，且复为说蒲萄。当其朱夏涉秋，尚有余暑，醉酒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饴，酸而不脆，冷而不寒，味长汁多，除烦解渴。又酿以为酒，甘于鞠蘖，善醉而易醒。道之固已流涎咽唾，况亲食之邪。他方之果，宁有匹之者”。”
作为帝王，在给群医的诏书中，不仅谈吃饭穿衣，更大谈自己对葡萄和葡萄酒的喜爱，并说只要提起葡萄酒这个名，就足以让人唾涎了，更不用说亲自喝上一口，这恐怕也是空前绝后的。
有了魏文帝的提倡和身体力行，葡萄酒业得到恢复和发展，使得在后来的晋朝及南北朝时期，葡萄酒成为王公大臣、社会名流筵席上常饮的美酒，葡萄酒文化日渐兴起。这在当时的不少诗文里都有反映。
陆机在《饮酒乐》中写道：“蒲萄四时芳醇，琉璃千钟旧宾。夜饮舞迟销烛，朝醒弦促催人。春风秋月恒好，欢醉日月言新。”
陆机是三国时东吴名臣陆逊的孙子。《饮酒乐》中的“蒲萄”是指葡萄酒。诗中描绘的是当时上流社会奢侈的生活：一年四季喝着葡萄美酒，每天都是醉生梦死。这时的葡萄酒是王公贵族们享用的美酒，但已比较容易得到，决非汉灵帝时孟佗用来贿官时的价格，否则谁也不可能一年四季都喝它。
南北朝时期，常有文人名士歌咏葡萄酒的诗作。庾信在他的七言诗《燕歌行》中则写道：“蒲桃一杯千日醉，无事九转学神仙。定取金丹作几服，能令华表得千年。”
庾信在诗中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不如去饮一杯葡萄酒换来千日醉，或者为了长生去学炼丹的神仙。若能取得金丹作几次服食，定能像千年矗立的华表，永享天年。诗中将饮用葡萄酒与服用长生不老的金丹相提并论，可见当时己认识到葡萄酒是一种健康饮料。
值得注意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在种植张骞引进的欧亚种葡萄的同时，也人工种植我国原产的葡萄，这可从当时的诗文中反映出来。曹操的小儿子曹植在《种葛篇》中有“种葛南山下，葛藟自成阴。与君初婚时，结发恩义深”的诗句。
唐代：灿烂的葡萄酒文化
盛唐时期，社会风气开化，不仅男人喝酒，女人也可以饮酒。女人丰满是当时公认的一种美，女人醉酒也是一种美。唐明皇李隆基就特别欣赏杨玉环醉韵残妆之美，常常戏称贵妃的醉态为“岂妃子醉，是海棠睡未足耳”。
当时葡萄酒面临的真正发展机遇是国力强盛，国家不设禁酒，这和最高统治者的重视不无关系。唐高宗、唐太宗都十分钟爱葡萄酒，李世民还喜欢自己动手酿制葡萄酒。他在征讨高昌（今吐鲁番）并获得胜利后尝到了一个新品种葡萄，即马奶子葡萄，也喝到了这种葡萄酿制的酒，感觉风味不同一般，便下令索取新品种，以带回中原推广。他还亲自动手，试着用马奶子葡萄酿酒。《太平御览》称：唐太宗酿的酒“凡有八色，芳辛酷烈，味兼醍盎”。
唐朝是我国葡萄酒酿造史上很辉煌的时期，葡萄酒的酿造已经从宫廷走向民间，葡萄酒在内地有较大的影响力，从高昌学来的葡萄栽培法及葡萄酒酿法在唐代可能延续了较长的历史时期，以致在唐代的许多诗句中，葡萄酒的芳名屡屡出现。
除了那句最脍炙人口的著名诗句：“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王翰“凉州词”)。刘禹锡也曾作诗赞美葡萄酒，诗云：“我本是晋人，种此如种玉，酿之成美酒，尽日饮不足”。这说明当时山西早已种植葡萄，并酿造葡萄酒。
王绩旷达好酒，自称“五斗先生”，因唐高祖李渊赐他每日美酒一斗，故有“斗酒学士”之称。他不仅喜欢喝酒，还精于品酒，写过《酒经》、《酒谱》。他在《题酒家五首》(一作《题酒店壁》)中写道：“竹叶连糟翠，蒲萄带曲红。相逢不令尽，别后为谁空。”这是一首十分得体的劝酒诗。朋友聚宴，杯中的美酒是竹叶青和葡萄酒。王绩劝酒道：今天朋友相聚，要喝尽樽中美酒，一醉方休！它日分别后，就是再喝同样的酒，也没有兴致了。
李白诗曰：“葡萄酒，金叵罗，吴姬十五细马驮……”这首诗既说明了葡萄酒已普及到民间，又说明了葡萄酒的珍贵，它像金叵罗一样，可以作为少女出嫁的陪嫁。当时的胡人在长安还开设酒店，销售西域的葡萄酒。
宋代：中国葡萄酒业的低潮期
宋代葡萄酒发展的情况可以从苏东坡、陆游、元好问等的作品中看出来。苏东坡的《谢张太原送蒲桃》写出了当时的世态：“冷官门户日萧条，亲旧音书半寂寥。惟有太原张县令，年年专遣送蒲桃。”
苏东坡一生仕途坎坷，多次遭贬，在不得意时，很多故旧亲朋都不上门了，甚至连音讯都没有。只有太原的张县令不改初哀，每年都派专人送葡萄来。从诗中，我们还知道，到了宋朝，太原仍然是葡萄的重要产地。
到了南宋，小朝庭偏安一隅。当时的临安虽然繁华，但葡萄酒却因为太原等葡萄产区已经沦陷，显得稀缺且名贵，这可从陆游的诗词中反映出来。陆游的《夜寒与客烧干柴取暖戏作》：“稿竹干薪隔岁求，正虞雪夜客相投。如倾潋潋蒲萄酒，似拥重重貂鼠裘。”诗中把喝葡萄酒与穿貂鼠裘相提并论，说明葡萄酒可以给人体提供热量，同时也表明了当时葡萄酒的名贵。
经过战乱，真正的葡萄酒酿酒法在中土差不多已失传。除了从西域运来的葡萄酒外，中土自酿的葡萄酒，大体上都是按《北山酒经》上的葡萄与米混合后加曲的“蒲萄酒法”酿制的，且味道也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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