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汉代的四百余年间，汉王朝对于东北地区始终在不遗余力地进行经营。源自中原地区的汉文化与东北边疆民族文化，在这一片广袤的土地上不断的碰撞、交流与融合，为我们呈现出了一幅文兴武盛的波澜图景。汉代，作为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整合期，承先秦之余韵，启后世之先河，在数百年文治武功的盛世之下，为东北地区的文化发展提供了一个足够广阔的舞台。
一、汉语和汉字在东北地区的流通
汉代的东北各边疆民族，原本可能拥有自己的民族语言，与中原地区的汉语并不相通。因此先秦时期，东北边疆民族与中原华夏族进行语言沟通时是需要翻译的，这也影响了他们与中原地区交流的通畅与规模。无论是官方性的朝贡还是民间的交流，语言的隔阂使沟通很难真正走向深入，也为东北边疆民族文化与汉文化之间筑起了一道壁垒。
而相关的资料与研究皆表明，这种语言上的隔膜在汉代已经基本消失了。如高句丽族，在汉代已经开始针对儒家经典进行学习，这必然要求对汉语及汉字的精通与熟练使用。高句丽历史上的碑铭文献《好太王碑》等，就是使用汉字书写的。
这说明高句丽民族使用汉语作为民族语言的历史非常悠久，这一时间应该可以上溯到高句丽建国时期。今平壤市南郊大同江南岸的土城里土城汉代遗址，曾出土了大量文字印章，皆为汉字，就足以证明汉字已经成为汉代高句丽的通行文字。
事实上，朝鲜半岛地区，自西周时期汉语可能就已经成为通用语。自“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鲜”后，“使人知禁，遂乃邑无淫盗，门不夜扃，回顽薄之俗，就宽略之法，行数百千年，故东夷通以柔谨为风”，汉语和汉字在这一时期应该就已经通过箕族之手传入朝鲜半岛了。
在这种情况下，生活于朝鲜半岛地区的一些东北边疆民族，如秽族、貊族、沃沮族等，应该与高句丽族一样，已经熟料的掌握了汉语。如秽族，于平壤贞栢洞土圹墓曾出土“夫租薉君”银印。一族之长的印信为汉字刻印而成，其虽然为中央王朝所颁赐，但却足以证明，秽族对汉语、汉字是熟悉的，汉语和汉字应该已经成为秽族的官方语言。
又如夫余族，据文献的记载，汉代的夫余族曾多次经辽东地区入中原朝贡，夫余与辽东的交流也十分密切，其与汉族的关系几可用一衣带水来形容。如此融洽的民族关系，说明夫余族与汉族在语言的沟通上并不存在障碍。
又如鲜卑族，内蒙古察右后旗赵家房村鲜卑墓葬出土的“长宜子孙”铜镜，足以证明类似于“长宜子孙”之类的蕴含着汉人美好愿望的语言文字，已经能够为鲜卑族所理解并得到他们的喜爱。鲜卑族还掳掠了大量的汉族人口，这些汉人与鲜卑民族逐渐融为一体，其所传入到鲜卑族中的汉文化必然要包括汉语和汉字。
又如挹娄族，虽然挹娄族在汉代与中原内地的交流并不多，但根据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有很多带有鲜明汉文化印记的事物已经在汉代流传到了挹娄族居地，并得到了比较广泛的应用。这充分说明汉文化已经在挹娄族的社会生活中有了比较深入的影响，挹娄族应该对汉语和汉字并不陌生。
除上述内容外，还有一个因素应该得到我们的注意。汉代的东北各民族，从今天可以掌握的资料来看，并没有能够创造出自己的民族文字。因此，他们将生活在身边的汉族所创造的已经发展至成熟的汉字借而用之，就是自然而然的历史选择。
二、汉族教育体系在东北地区的传播
中国古代自先秦时期即已经有了学校教育，按《孟子·滕文公上》：“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这里记载的就是先秦时期的学校教育情况。
汉代官方学校的设立当自武帝立太学始。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时，即已经建议武帝设立太学。“汉代最早的太学制度就是从正式设立博士弟子员开始的”，武帝立太学，标志着中国古代官方教育制度的建立。
太学的教师为五经博士，皆为学界名流，不乏一代儒宗。学生称为弟子，东汉时又称诸生。自太学设立后，其“学者益广”，至汉成帝时“增弟子员三千人”，至东汉末年已经有“诸生三万余人”。太学的教授内容主要为儒家经典，弟子往往跟随博士以某一家之经为主学，还要兼修其他经。各经博士自有传承，故又有师法、家法之别。
博士子弟通过学习经典，要进行考核，太学对弟子的考核方式类似于现在的抽签，其内容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太学对博士弟子的考核比较严格，而且考核结果与仕途密切相关，是汉代文官晋级、补官制度的一种。
太学的兴办，标志着我国古代官办大学制度的建立，其培养了大批学有所成的儒家士子，加快了儒家思想的传播速度，为汉王朝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优秀人才。这一制度为后世所继承，汉以后的历朝历代都对这种官方教育制度非常重视。
除太学外，汉代亦有宫邸学和鸿都门学。宫邸学是专供皇室、贵族弟子进行学习的学校，其一般设立在皇宫之中，或者单独设立邸第，故而名之，其教授内容亦不出儒家经典。鸿都门学设立在洛阳鸿都门，是专门研究文学艺术的学校，基本以研究书画辞赋为主。
太学、宫邸学和鸿都门学都是汉王朝以国家身份设立的学校，与此同时，地方性的官办学校在汉代也是存在的。西汉景帝时，蜀郡守文翁学习太学的办学方式，开始在地方郡国中开办官办学校，其方式得到了国家层面的认可，故而“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
以太学为代表的全国性学校和以郡国学校为代表的地方学校，组成了汉代的官办学校体系，其影响非常深远。这一体系的建立，使儒家思想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传播，教育的规模扩大，受教育人群增多，提升了汉代的整体人口素质。
同时，由于学校体系，尤其是郡国学校已经开办到边远偏僻之地，极大的扩展了汉文化的传播范围，也加速了汉文化向边疆民族地区传播的进程。而在东北边疆民族社会中，是否在汉代就已经模仿中原地区建立了类似的官办学校，史无明文记载。
但在汉代一百多年后的高句丽小兽林王二年（372），高句丽社会中开始：“立太学，教育子弟。”这一时期与汉代相去并不十分遥远。因此尽管在公元四世纪，东北边疆民族社会中才有明文记载官办学校的出现，但关于兴建学校的文化以及思想准备，应该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
考虑到汉代的高句丽族对儒家文化的接受已经非常深入了，因此这一过程在汉代应该就已经开始了。需要说明的是，在文献记载与考古资料中并没有发现有关儒家思想教育官方组织痕迹，因此，儒家文化以教育手段向高句丽社会中的传播，其主要途径应该是民间行为。
这种民间行为应该主要是以私学的方式出现的。在汉代的中原地区，私学教育已经取得了很大发展。由于汉代经学的发达，私学教育基本上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开来。而在东北的汉郡地区，私学同样比较兴盛，随着大量中原知识分子的融入，他们在东北地区开学授业，将儒家思想传播了过来。
这些本居中原的儒家知识分子，在来到东北地区后著书讲学，弘扬学术，为儒家文化在东北地区的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这种情况下，有一批高句丽知识分子接受了儒家思想的影响，然后回到高句丽社会中又以私学的方式将儒家思想传播出去，是非常有可能的。而这也有可能是汉代高句丽社会中儒家文化兴盛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对后世高句丽社会正式兴办太学的铺垫。
汉代的东北各边疆民族，是否都如高句丽族一样仿照中原地区的教育方式传播儒家思想，由于资料的匮乏我们不能够断定。但考虑到汉代夫余族的社会文化基本上与高句丽族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而且夫余族与汉代中原王朝的交流历来密切而亲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儒家教育在其社会中应该已经开始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又考虑到如沃沮族、秽族、小水貊等民族，在汉代都是依附于高句丽族生存的，而且由于箕子遗泽，他们对于中原地区的文化并不排斥，因此这些民族应该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汉儒教育的熏陶。
三、总结
汉语和汉字在汉代东北地区的广泛传播，其意义对汉代的东北地区发展而言非常深远。在汉语的影响下，汉代的东北地区在语言文化层面上趋向于结合成为一个整体，这对于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与沟通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就东北边疆民族而言，熟练掌握和使用汉语，有利于他们对以汉字为载体的更为先进的汉文化的深入理解，也就有利于他们对汉文化的学习与吸收。而就汉族而言，汉语和汉字在东北地区的通行，加快了东北地区汉文化的传播速度，促进了所谓“汉文化圈”的形成。就汉代的教育体系来看，无疑是以中原地区的汉族教育最为发达，发展的也最为成熟，东北的汉郡地区也已经成规模地开办了学校，私学同样非常流行。
而东北边疆民族，也已经开始迈出自己学习的脚步，虽然官办教育尚未有明确的建立起来，但民间教育已经呈愈演愈烈之势。汉族教育体系向东北边疆民族的传播，为这些民族学习汉族的精神文化提供了不可缺少的桥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