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联合日报」
□杨镇四川广汉“三星堆”所代表的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1986年发掘的一、二号“祭祀坑”出土了青铜神树、青铜人头像、金面罩、金杖、玉璋、象牙等珍贵文物数以千计，多数文物前所未见，震惊世人。2019年底，在“古蜀文明保护与传承工程”的推动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一、二号祭祀坑所在区域取得重大突破，新发现6座祭祀坑，惊艳世界。2021年3月20日，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工作进展会发布了三星堆遗址祭祀区的阶段性成果，引发社会公众高度关注。目前该项考古挖掘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三星堆新出土的这批珍贵文物，继续向世人展现着古蜀文明的灿烂与辉煌。重量级文物层出不穷在三星堆新公布的众多文物中，重量级文物层出不穷。现选择黄金面罩、铜扭头跪坐人像、青铜顶尊跪坐人像、戴尖帽立人像和立发人像、巨型青铜面具以及神树纹玉琮等几件具有代表性的文物作重点介绍。黄金面罩此次新发现最为引人瞩目的自然是黄金制品，其中黄金面罩、黄金鸟形饰令人极为震撼。三星堆目前见到的黄金制品其实种类并不多，比较知名的是金杖和黄金面罩，数量最多的是各类形制的金箔饰。此次五号坑和三号坑出土的黄金面罩相对完整，八号坑也有发现，但残缺不少。五号坑出土的黄金面罩可以用“犹抱琵琶半遮面”来形容，顾名思义只残存了半张脸，但残宽超过20厘米，重量也超过了280克，是目前国内同时期所见最大的黄金面罩。三号坑出土的黄金面罩相当完整，眉眼镂空，鼻梁高挺，嘴微张，显得威严神圣，初步测量宽37.2厘米、高16.5厘米，重约100克。为何被称作面罩而不是面具呢，其实也大有考究。这类黄金面罩与一些铜面具很相似，但是又不是平常人所能够戴的，考古人员推测黄金面罩应该是附着在其他材质的人头像上的，其实称作面具也不为过。实际上，脸上贴金的人头像很少，之前在二号坑出土过，贴金的人头像既有平头辫发人，也有圆头笄发人，或许是为了美颜，又或许是因为身份有所区别。铜扭头跪坐人像此次新公布的文物中，铜扭头跪坐人像的“回头率”可谓极高。类似形象文物发现了3件，大小、造型一致，均出自四号坑。人像呈跪坐姿态，头扭向一侧，四肢与身体一体铸造成型，形态逼真，细节丰富，展现出三星堆青铜铸造艺术的高超水平。铜人的着装依旧是上身穿戴外套、下身穿着短裙的典型装束，但没有见到常见的眼睛纹裤袜等特征，似有一定区别。人像身上装饰有交错 V 形纹、羽冠纹、燕尾纹等纹饰，其中羽冠纹与羽翅纹皆代表鸟的形象，而鸟在三星堆文化中占据突出地位，应与当时的社会文化信仰有关。燕尾纹则多见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同时期的铜器上，可见古蜀文明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交流较为密切。对于人像的身份，考古人员推测这类人像的身份地位应不太高，双手呈半“合十”状平举很可能是因为托举重物的功能需要，应该是某种复合型铜器的底座，似与祭祀仪式关系不大，应该不是神职人员。的确，以往见到的人物形象或多或少都与祭祀场景有关，多数戴着面具，具有巫的特点。然而这类极具写实又未带面具且作负重状的跪坐人像，似乎是力士装扮，很可能就代表了当时三星堆人的真实形象。青铜顶尊跪坐人像青铜顶尊跪坐人像出自被称为“聚宝盆”的三号坑，体量巨大，初步测量通高115厘米，上部为一件高约55厘米的青铜大口尊，下部为一尊双手向前作合握状的跪坐人像。在铜尊和人像之间隔着一块宽28厘米的方板，铜尊的肩部还有牛首或龙首的装饰，非常精美。实际上，人顶尊题材在三星堆遗址并非首次发现，1986年二号祭祀坑发现的铜喇叭座顶尊跪坐人像与铜神坛中均表现有人顶铜尊的形象。三号坑的这件顶尊跪坐人像造型与铜喇叭座顶尊跪坐人像基本相同，但后者的尺寸很小，通高仅有15厘米左右，且双手向上作捧举状，与“尊”的汉字形象极为相似。《说文解字》曰：“酒器也，从酉，廾以奉之。”也就是像双手奉持酒器之形。铜尊最早见于中原地区的商文化，属于中原地区的礼仪重器，之后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甚是流行，三星堆的铜尊造型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铜尊比较相似，两者之间应该具有密切联系。此外，这件铜尊肩部的龙形装饰不见于其他铜尊，具有明显的改造痕迹。仔细观察这件铜尊，其本体还是属于大口尊，但添加的各类附件却是一种创新，生动展现了古蜀文明兼容并蓄、开拓创新的文化特征。头顶尊的形象很可能展现了当时的献祭场面，再联系到已经出土的各类青铜雕像，应该是从不同侧面表现了古蜀国的祭祀场景。戴尖帽立人像和立发人像近期引发网络热议的戴尖帽立人像和立发人像分别被戏称为“奥特曼”和“诸葛亮”，自然也就成为了此次三星堆新的代言人。戴尖帽立人像通高10多厘米，双手向前作环握状，头顶着一顶尖帽，还有穿孔，酷似“奥特曼”。这件戴尖帽立人像的兄弟可不少，目前已知三号坑和八号坑都出土多件戴尖帽立人像，考古人员推测可能是某件复合型铜器的一部分，类似于铜神坛上的人像。这种戴尖帽的人像也是首次发现，双手所握东西并不清楚，人的面部戴有面具，很可能还是展现了当时的祭祀场景。立发人像则是头顶齐发冲天，也有学者建议称其为高冠人像，依据是直立的发式实际上是一顶高冠。在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出土过一件玉雕神面像，确实像是一顶高冠，而这种高冠人像或者是带有獠牙特点的神面像，往往被归为石家河文化系统。到商周及以后，依旧有“通天冠”等造型，不过目前还尚不能断定其身份乃至用途，仍需要进一步论证。巨型青铜面具青铜面具是三星堆青铜器中数量较多的一类铜器，最小的青铜面具仅有手掌大小，最大的青铜面具宽度可以超过1米，体量可谓不小。此次三号坑出土了一件相对完整的巨型青铜面具，初步测量宽135厘米、高75厘米，应该是目前所发现的最大的一件青铜面具。这件面具与以往见到的面具造型基本无异，唯体量巨大，给人一种厚重感。在它的旁边也同样出土了一件接近耳朵大小的巨型面具残件，类似造型和大小的巨型面具在二号坑也出土过，不过此次发现的这件巨型青铜面具不仅体量喜人，而且极具完整性，为青铜面具的复原乃至青铜铸造技术等修复和研究提供了实物材料。实际上，三星堆青铜造像群中多数都戴有面具，表情肃穆，显然都带有巫的特点，其中既有祭祀者的形象塑造，又有被祭祀的祖先神祇和神灵偶像的神奇写照。面具既可以带来神秘感，也适合庄严、肃穆的神圣场景，这种巨型面具应该就是神灵的形象。神树纹玉琮三号坑此次出土了一件神树纹玉琮，具有突破性意义，极为珍贵。这件玉琮由整块灰白色玉料加工而成，外部轮廓呈正方体，中间为上下贯通的圆孔，对应的两侧线刻有神树纹样，带有神树纹的玉琮前所未见。神树的下部有双层底座，神树则有垂直的主干，有枝叶，叶片上卷，主干顶和枝头有大花苞。以往见到的三星堆玉琮多是素面，一号坑和四号坑也都有出土，但精美程度以及所蕴含的文化信息远不及它。玉琮最早发现于良渚文化，《周礼》中记载“琮”是祭祀天地四方的玉礼器之一。三星堆的玉琮一般认为受到了西北地区的齐家文化影响，表明成都平原和甘青地区具有密切联系。但是这件玉琮似乎就是仿制品，其上绘制的神树纹为研究古蜀社会神树的意义、象征等问题提供了重要依据。除了以上的重量级文物外，其他如六号坑出土的玉刀、七号坑出土的“金”镶玉制品和八号坑出土的铜神坛等亦是重量级文物，都展现了古蜀文明的无限光彩。揭示古蜀文明面貌唐代诗人李白在《蜀道难》中提到“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蚕丛和鱼凫都是古蜀的先王，也是神化的人王。古蜀国被神化的人王除了教民养蚕的蚕丛和教民捕鱼的鱼凫，还有教民农耕的杜宇和带民治水的开明等。但由于古蜀国历史仅留下了一些模糊的片断，只能通过零星的文献记载，以及考古发现，才能将古蜀文明的大致轮廓勾勒出来。今年3月份公布了三星堆四号坑灰烬层中采用酶联免疫技术检测出蚕丝蛋白，表明四号坑中曾经存在过丝绸，显微观察发现三号坑和八号坑部分青铜器表面也有纺织品残留物，很可能也是丝绸的残痕。这证明古蜀国已经能够生产并将丝绸作为高级贵重物品。联系到甲骨文和金文，蜀字的由来就是会吐丝的蚕虫，传说古蜀国首位称王的蚕丛，其功绩就是“教民蚕桑”。刚开始蚕丛居住在岷山的石室中，后来才带领部落民众迁徙到成都平原，并在此建立了自己的王国，创造出了灿烂的文化。对于蚕丛的形象，《华阳国志·蜀志》中记载：“有蜀侯蚕丛，其纵目。”纵目是蚕丛最显著的特征，有观点据此就认为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出土的几件大型纵目面具表现的就是蚕丛的纵目形象。《蜀王本纪》记载说：“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曰柏灌，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顾名思义，蜀王就是神化的人王，三星堆青铜大立人像或许就展现了蜀王的尊容。青铜大立人像按照真实比例铸造而成，体态修长，双臂平抬于胸前作对握状，双手所持之物已经残失，有象牙、玉琮、金杖等各种说法，也有特定手势一说。大立人站在两层高台之上，身穿华丽冠服，双脚裸露，显得极为庄严、肃穆，似乎正在主持庄重的祭典。大量证据表明古蜀国是一个神权社会，而大立人像很可能就是蜀王兼群巫之长的形象，与其他人员共同支撑起一场庄重典雅、气势恢宏的祭祀典礼。从文献和考古发现可以见到，古蜀人拥有自己的信仰体系，例如由眼睛纹、太阳纹等特定纹饰表现的太阳崇拜，也有沟通神界、连通天地的神树崇拜。对于神树崇拜，三星堆出土了数棵大小不一的铜神树，也有刻绘在玉琮上的神树纹，可见具有浓厚的神树崇拜信仰。《山海经·海外东经》记载：“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传说中的扶桑树也就是神树，金乌也就是太阳，可见三星堆的青铜神树与扶桑等神话传说中的神树是多么的相像，古蜀先民的精神世界一定是丰富多彩的。目前对于三星堆祭祀坑的性质尚有争议，但毋庸置疑的是坑内埋藏的遗物很可能与祭祀活动有关。埋藏的这些遗物，既有本地风格的青铜雕像、青铜神坛和青铜神树等，也有相当部分具有中原等其他地区风格的器类，比如铜尊、铜罍等铜容器以及铜铃、玉琮、玉璋等。目前见到的铜尊、铜罍内往往装有海贝等遗物，而铜尊、铜罍在中原地区往往被当作酒器。跪坐姿态的人像顶尊，一般认为表现了仪式活动中的献祭场面，古蜀先民通过模仿或改造，将铜尊、铜罍这类礼仪性重器融入到自己的社会体系之中，成为隆重祭典中的重要道具。可见，古蜀文明显示出独特的地域特点，充分反映了古蜀先民独特的审美意识和宗教信仰。实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夏商周中原文明所代表的是礼乐文明、王权社会，具有重礼器、重礼制的现实主义文明传统。而三星堆所代表的巫觋文明、神权社会，则是重巫权、重神权的浪漫主义文明传统。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既保持有自身的特点，又吸收了周边地区的文化因素。例如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牌饰、铜铃、玉璋、牙璧形器、陶袋足盉、陶觚、陶高柄豆，在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中都有所见，而三星堆的同类器物在年代上普遍都要晚于二里头文化。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戈、玉戚、玉琮、玉璧、玉璋、铜尊、铜罍、铜瓿、铜盘、铜铃等器物，与中原地区的商文化非常相似，而三星堆的青铜铸造技术或者青铜制品应该是受到同时期中原地区或者长江中下游地区文化的直接影响。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是中国青铜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次三星堆考古新发现，让我们能够进一步了解古蜀文明的文化特质，大量青铜、黄金等各类材质的物质遗存，承载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将进一步丰富和深化对古蜀文明的认识，更加全面认识古蜀文明和周边地区文化的相互关系，极大地丰富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研究提供实物材料。作者单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