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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西塞罗的希腊语在这个进程的末期，西塞罗向我们展示了希腊文化的影响在拉丁人身上所达到的极致境界。西塞罗不但精通希腊语本身，他还吸纳了那个时期全部的希腊文化，当他在雅典和罗德岛学习语言时，对希腊修辞和哲学的研究达到了和希腊学子同样精深的水准。西塞罗对希腊文化的掌握绝非蜻蜓点水、虚有其表的做作。他曾翻译阿拉托斯、柏拉图以及一些演说家的作品，也曾像智者一样用希腊语朗诵。
他的一部分信函也用希腊语写成，文中无不点缀着希腊的辞藻典故，这些拉丁语背景中的希腊语装饰，和他的母语配合得天衣无缝，相得益彰，仿佛他就是用希腊语思维，又仿佛他的收信人和他一样有能力体悟希腊语的微妙之处。借助希腊语丰富的词汇，他不仅可以精确地表达最细腻的思想，还能使文体不拘一格，或奔放或戏谑。
这种自由无忌的风格赋予西塞罗的通俗拉丁文一种特别的韵味（尤其在他最私密的信件当中表现出来），他就像做游戏一样，把玩着这门被真正有教养的文人所珍惜的文字，就像现代的一个法国人在他的私人笔记中使用英语（我想到了夏尔·杜波或者拉尔波）,或者更像是格里姆学习两门语言非常适合那些精英，好学生会取得优异的成绩。但对我这样平庸的人来讲，分散精力只会让我筋疲力尽。”希腊语在拉丁语面前的颓势再也不能遮掩了。
到帝国晚期，希腊拉丁文化曾经缔结的美好联姻中断了，从此两个完全不同的地中海文化，即拉丁的西方文化和希腊的东方文化再度分隔开来。事实本身确凿无疑，困难只在于如何确定衰退过程的不同阶段，特别是辨识最初的征兆，可难就难在，至少从表面上看，一切都没有改变，罗马学校也并未停止教希腊语，因此问题将归结于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的变化。不过，如果允许我斗胆放言的话，从公元1世纪末开始，某些衰退的征兆就已经出现在昆体良身上了。
昆体良依然维护着学习希腊语的必要性，他本人希腊语学得也很好，熟谙希腊修辞学体系及其复杂的术语，这是他的学术的技术层面，他的专长；他对经典著作（荷马等）也很熟悉，会适时地加以引用。然而问题在于，他引用起维吉尔和西塞罗来却更为频繁和自然，这才是他真正的作者，他可以毫不费力地回忆起他们，他的思想也会不由自主地去参考他们。昆体良身上的希腊文化与其说是人文主义者的自然积淀，不如说是学术训练的结果，与西塞罗相比未免有些肤浅。
当然，不应该夸大这一演变的速度：在公元97年即昆体良死后两年，52名选手参加了第3届卡皮多林竞赛会（上的希腊诗歌大奖赛，其中就有一些罗马人，比如11岁的小神童苏尔皮奇鸟斯·马克西姆斯，他以《马车》为题写了首诗，诗歌本身很蹩脚，却表明对这门语言的精通。男爵时期某位德国人笔下的法语。总之，西塞罗的希腊语是如此自然和真实，充满活力，毫无酸腐的学究气（他甚至是唯一一位从那个时期的民间希腊语中借词的人）。
希腊语的衰退在我看来有一点是肯定的：西塞罗处在曲线的最顶端；在他之后，从帝国初期始，罗马对希腊语的认知就开始日渐衰退。在拉丁文化自身不断发展和丰富的背景下，这其实是理所当然之事。直到西塞罗时期，两种语言的地位都不平等，恩尼乌斯在荷马面前的劣势直观地说明了这一点。希腊语在那时是通往真正的文化所必需的工具。然而在凯基利乌斯·埃比罗塔的教学改革之后，情况就不同了：当拉丁语逐渐成熟，上升到可以像希腊语一样传播最高精神价值的地步时，两种语言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开始竞争。
因此，在拉丁世界拥有普罗迪欧斯·伽卢斯和西塞罗的作品之后，一窥演讲艺术的堂奥就不必非要通过希腊语了，在这种情况下，再去学习希腊修辞理论未免就显得有些多余。再说，孩童们的时间和精力也总是有限的。一个拉丁青年，研习希腊古典著作只占他的教学大纲的一半分量，而他们远在东方的同学却可以完全专注于此，那么又怎能要求他们像东方学生一样娴熟地掌握这门学问呢？既然现在拉丁人已经拥有了维吉尔和西塞罗，那么熟读他们，不就是富有教养的代名词了吗？
于是在罗马所发生的事情，竟有些类似我们从17世纪以来观察到的现象：希腊语在拉丁语面前步步后退，正如同对古典文学的研究面对现代文学日益增长的竞争渐趋衰退一样。最后，从教学法上来讲，严格的双语制也难以成为常例。在这个问题上，某些现代国家的经验倒是证明了奥索尼厄斯之孙保利努斯在5世纪初所说的貌似天真的实话：同时学习丁语和希腊语去学习语法及雄辩术。尽管《罗马帝王传》可信度不高，此处的叙述却带有一定的真实性，因为我们通过别的史料知道他们还同时在弗隆托和雅典的赫罗狄斯那里学习了修辞学。
帝王们的学业或许不具有普遍性，但不能因此怀疑在2世纪安敦尼王朝这个十分保守的时代，人们没有尽力去维护传统。应该说，希腊语的衰退是在公元3世纪进一步加速的，尤其是在公元235年以降震撼了罗马世界的那场可怕的危机中。就像我之前提到的那样，变化的曲线在下一个世纪才得以完成：没有什么比基督教会当时所处的环境能更好地说明这个问题了。基督教会很长时间以来都讲希腊语，但自公元2世纪末起，非洲和意大利的基督徒社团改用拉丁语作为礼拜仪式和神学论著的语言。
到4世纪时，东方教会和西方教会已各司其职，旷日持久的阿里乌斯教派危机最能说明这一点。在此，我们只需想一想368-377年间受圣巴西略转化的“新正统派”所处的错综复杂的境地就明白了：他们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教皇达马苏斯一世，也没有离开过拉丁人，但是又从未得到过他们的承认，这是双方在语言沟通上并不通畅之故，这又是因为他们是以各自独立的方式发展起来的。拉丁人所懂的希腊语是一门学校体的、书面的语言。
圣哲罗姆曾从叙利亚的沙漠深处向达马苏斯一世发出悲怆的呼吁，在信中他声明自己拒绝接受“一个本体，三个实体”（译者注：此处法语原文为“une ousie,trois hypostases”，这是混合使用希腊和拉丁语词汇对“三位一体”思想的一种表述）的说法，断言其中散发出某种阿里乌斯教派的气息（而事实上正统教义最终接受了这一说法）。他反对的理由是，“在古典希腊语中，oσíα(ousie)是πστασι的同义语，两者都是“实体”的意思”。哲罗姆似乎并没有想到，希腊语是一门活的语言，完全可能存在一种基督教的希腊语，即一门属于神学的技术语言，它会不断演变，与此前的形态产生分化。
为了解释这种乱象，当时的人以及后来的现代人又重新提到拉丁语的不足及其词汇的贫瘠。这在我看来有些不公正，因为当时也存在着一门很快适应了时代需求的神学拉丁语，只是两种语言演变的轨迹各不相同，拉丁词汇的新的语义来源于拉丁人本有的生活，同它们一开始所对应的那些希腊词汇已经不符，例如，substantia不是 πστασι的同义语，persona 也比 πρσωπoν的词义要丰富得多。当然，拉特兰（译者注：Latran位于罗马城，从4世纪起为教皇的驻地，今天仍处于梵蒂冈的域外管辖之下）的神学家们并不能够代表整个西方。
在不同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希腊语的地位是不同的，它在某些领域保留得比在其他领域要好一些，需要进行准确的区分。例如，医学，尤其是哲学，仍然是希腊语的大本营学科。最后的古希腊语学者都是新柏拉图主义的狂热信徒，如5世纪高卢的克罗迪安·马迈尔和6世纪意大利的波爱修斯等等，但他们都是以肩负非常使命自居的思想精英。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讲，坚守希腊语传统最为有力的阶层是罗马城内的贵族大家庭，他们一贯保守，放不下旧日的习俗（他们当中很多人不是因此而执著于基督之前的异教吗？），再说诸多家族血脉的或经济的关联也使他们切不断和东方的联系。
例如，在作家马克罗比乌斯的朋友们所营建的那个圈子里，涌现出了圣安波罗修以及圣哲罗姆的女弟子，这里的希腊语文化氛围比圣哲罗姆或圣奥古斯丁本人所在的外省资产者家庭都要浓厚一些，因为后者的文化气息更偏于实用，更少精神层面的东西。不过，说到底这些区别也只是程度大小的问题罢了。一方面，即便在贵族家庭，对希腊文化的保有也并非多么高明；另一方面，这个时代毕竟还是要求众人学习希腊语，研究荷马和米南德还是理所当然的事，奥索尼厄斯给他孙子（保利努斯或者是他的某位堂兄弟）制定的教学大纲也并没有过时。
说到奥索尼厄斯家族，我们可借此一窥希腊语公元4世纪在高卢地区的状况。奥索尼厄斯本人对希腊语的掌握谈不上精妙，其文体带着夸张的学究气，但他比起保利努斯来又要高明。要知道，这已经是一个有学术气氛的大家族，他们在东方的伊庇鲁斯和希腊本土都有地产，还雇有照看小孩的希腊家仆。如果文化世家尚且如此，普通人就可想而知了。终于，希腊语的命运在西方走到了尽头，有资质的教师渐渐凋零，例如公元376年之后，格拉提安皇帝曾公开承认很难为特里尔招到好的希腊语教师。
结语
坊间能看到的翻译作品依然数量不菲，但它们不再像黄金时期那样属于真正的文学事业，书商只不过用译本来满足那些已经读不懂希腊语文学的拉丁读者罢了。例如，在作家马克罗比乌斯的朋友们所营建的那个圈子里，涌现出了圣安波罗修以及圣哲罗姆的女弟子，这里的希腊语文化氛围比圣哲罗姆或圣奥古斯丁本人所在的外省资产者家庭都要浓厚一些，因为后者的文化气息更偏于实用，更少精神层面的东西。不过，说到底这些区别也只是程度大小的问题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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