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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对饮茶的过分沉溺在唐代已有人有所警觉。封演《封氏闻见记》中便有茶圣陆羽被李季卿所慢而作《毁茶论》的记载。由于《毁茶论》失传，所以今人对此文的真实性和内容有不同的理解。但从陆羽除字“鸿渐”之外，又名“疾”字“季疵”来看，《封氏闻见录》所载应该不虚，李季卿对陆羽造成了严重的伤害，但《毁茶论》的出现并不意味着陆羽对茶的兴趣有所减弱，更像是一时意气之作。从文字看，封演本人也对过分沉迷于饮茶有所警觉。文中提到的那位增润陆羽《茶经》，并且因成功表演茶道而受到李季卿肯定的常伯熊也因“饮茶过度遂患风，晚节亦不劝人多饮也。”在最后，封演又说：“古人亦饮茶耳，但不如今人溺之甚，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始自中地，流于寨外。”可见，封演代表了一部分世人不甚喜茶的态度。
宋人也存在这种现象。晁冲之便借陆羽旧事讥刺北宋后期弥漫整个社会的斗茶风气。他在给陆元钩的诗中有一段便说：“君家季疵真祸首，毁论徒劳世仍重。争新都试夸击拂，风俗移人深可痛。”在他看来，当时全国上下斗茶斗得过头了。其实，有此观点的并非晃冲之一人，就连自称“吾年向老世味薄，所好未衰惟饮茶”的欧阳修也同意石介的观点，认为好书画、嗜饮若等都是“性之一僻尔”，非君子所务。在他得知蔡襄进小龙团时，非常惊讶：“君漠士人也，何至作此事耶！”胡仔提及此事感叹：“始作俑者，大可罪也！”意指丁谓创制小龙团之事。
在宋代的思想家中，对时人过分沉溺于玩好持谨慎态度的不仅仅是石介，还有程顾。据《伊川先生年谱》，“筵承受张茂则尝招诸讲官吸茶观画。先生曰：‘吾平生不吸茶，亦不识画’竟不往。”这段记载来自《龟山语录》，有人认为“恐无此事”。我们不知认为“无此事”的依据何在，不过在《二程集》中很少提及吃茶之事倒是事实。即便真的“无此事”，这段记载也至少代表了经历靖康之变的杨时本人对此事的态度，不无讥刺徽宗沉湎于点茶和绘画之意。在杨时的文集中，我们也看不到他对饮茶的任何兴趣。如果我们查点吕祖谦、陆九渊、杨简、张九龄、叶适、真德秀、魏了翁等人的文集，会发现其中关于茶政茶法的内容很多，但涉及本人饮茶的内容非常之少，不能说他们从不喝茶，但至少说明这些人对喝茶没有特殊的兴趣。黄干甚至用“俗”字挖苦富贵人饮茶。他在《送道士宋茗舍归江西序》中说：“谨勿破茗之天真，如建溪俗子换取造化，万一香味落富贵人齿牙，即与奇花异卉悦富贵人者同一俗。”这无疑是在讥刺宋室的达官显贵。
三人雅聚，并不以斗茶为乐，完全重在品赏，简洁静雅，是儒者风范。有时，朱熹也曾以茶寓理“物之甘者，吃过必酸苦者，吃过却甘。茶本苦物，吃过却甘。如始于忧勤，终于逸乐，理而后和。盖理天下之至严，行之各得其分，则至和。”总之，在朱熹这里，茶回归了本味，体现了茶本身的文化，而不是被过度文化了的茶。
南宋茶最兴旺处应在茶肆，茶文化在这里追求的不是雅，而是更接近生活的世俗气息。因为茶肆与酒楼皆是三教九流聚会之地，又常常是声色赌博场所，一般会采取回避态度。南宋袁采云：“市井街巷，茶坊酒肆，皆小人杂处之地。吾辈或有经由，须当严重共辞貌，则远轻侮之患。倘有讥议，亦不必听，或有狂醉之人，宜即回避，不必与之较可也。”这代表了一些受理学影响的知识分子对酒楼茶肆的态度。不过，茶肆井未因此冷落。据徐珂的统计，北宋开封的茶肆见于典籍并有确切地址的有10家，南宋临安城内于典籍并有确切地址的有22家。不过，如果以经济的角度看，这些茶馆的经营还是很值得肯定的。他们面对的是能带来最大收益的最广大市民，饮食和娱乐项目的设定迎合的是这些人的需求。同时，这些茶馆具备了许多社会功能，为市民提供休闲和交流的场所。市井也有市井的风情和味道，也不必全盘否定。毕竟世俗的茶文化也是茶文化的组成部分，今天著名的“老舍茶馆”，如何不是从世俗茶文化雅化而来?
宋代的茶文化因徽宗而鼎盛，也因徽宗而转衰。可以说，徽宗对茶的痴迷，对南宋的茶文化而言起到了反作用。一些知识分子因此益发坚信品茗斗茶玩物丧志，不敢沉溺过深。而因为茶文化本身的魅力，不少官僚士大夫仍然保留了北宋以来的点茶习俗，但已不似北宋狂热。朱熹等人将人们的注意力重新引回茶本身的清净收敛，这无疑也是受到了禅茶的影响，似退而实进。禅门茶艺似乎并未受到很大冲击，独立传承，连绵不绝。因士大夫兴致的减弱，茶更大量的沉淀民间，茶文化的中心也逐渐下沉。茶被列为人家每日不可缺的七物之一，便始建于南宋吴自牧的《梦粱录》中。宋茶中精巧细腻、富丽华贵的气息在南宋呈逐渐衰落之势，而林立的茶肆恐怕才是南宋茶文化最显著的标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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