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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地可以说是汉唐儒学文化最直接的继承者，田锡离开蜀地时已经年过三十，在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他都是在蜀地度过的，汉唐儒学文化对田锡性格造成的影响不言而喻。田锡所处的宋初时期，文化并不算得昌隆，甚至有些低迷。当时的士人，无力于短时间内塑造出更加成熟的宋文化，于是不得不往前代寻求文化上的认同与自信。
在宋之前，汉、唐无疑是中国古代王朝经济文化发展的两个高峰，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它们“全面地完成了从制度文化的建设到精神文化的发展，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文化的规模与制度大体上定下来了”。因此，追溯汉唐文化自然就成了当时士人的不二之选。建隆四年六月，太祖命有司三年一举先代帝王祭祀，皆以功臣配享。
一、儒学为主的文化导向
除了已有的帝王庙者因其故庙，太祖还特意在南阳建汉世祖（光武帝）庙，在醴泉建唐太宗庙，并画像于庙壁，将光武帝、唐太宗等与二帝三代君王相提并论，足见太祖对汉唐帝王的重视。在宋初士人的文章当中，对汉唐君王文治武功的褒扬以及对汉唐文物的向往更是无处不在，如“汉皇启运，斩蛇之剑依青天。绵绝既兴，文物斯盛”（宋鸾语）“总唐汉之雄盛，乃盛乃神”（宋白语）“汉洗秦弊，七十年，武威文德，渐被四海”（张咏语）“有唐贞观之风，最为称首”（孙何语）而这些士人当中，又以田锡为甚。
然而汉唐之所以被称为盛世，除了经济水平和领土面积因素外，最重要的原因是汉唐时期的文化精神。田锡对汉唐盛世的向往，也不只是因为汉唐的风流人物，或是汉唐两代对蜀文化发展而言是至关重要的时期，其中更深层次的原因同样是基于对汉唐时期形成的民族文化精神的憧憬。
汉唐盛世的形成，很大一部分原因得益于统治阶级对儒学发展的推动。自汉武帝时期推行“群儒首”董仲舒所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伊始，儒学即成为社会文化思潮的主流意识形态，以及其后历朝历代的官方正统思想。西汉后期，最高统治者对儒术的推崇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甚至群臣奏议，皆援引经义，经学由此愈加昌盛。《汉书·儒林传》中就记载了这种质变到量变、再引起质变的现象。一时人心向学，风气为之大变，儒学之士开始迎来属于他们的春天。不仅如此，儒家经典在统治阶级的政治决策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后人甚至将汉代盛世的主要原因归结于儒学的昌隆。
汉代以后直至隋朝，中国进入一段较为混乱的历史阶段，儒道衰落。然而历史的经验表明，只有儒家思想才能维持封建统治秩序，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洎乎唐朝，有很多帝王是佛、道信徒，但他们自己也深谙佛教和道教虽有裨于统治，然终究无法成为治国指导思想的道理。因此，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唐代仍旧将儒学作为官方正统思想，并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复兴儒学。即使是在儒释道三教并用的情况下，唐朝统治者也仍然坚持以儒学为中心。唐高祖李渊在开国之初，就颇好儒臣，兴化崇儒。
太宗即位后，立孔子庙堂于国学，并征天下儒士，以为学官，又命颜师古考订《五经》，孔颖达等撰《五经正义》，颁于天下，令学者习之。玄宗在执政前期，亦坚持以儒学治国，他曾下《求儒学诏》，让地方州县举荐通经之士，并亲自注《孝经》。唐文宗在位期间，镌刻石经，以维护儒学的正宗。唐朝历代统治者对儒学的重视与维护，由此可见一斑。
在唐代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背景下，儒学不仅仅为汉民族所尊崇，各少数民族也皆以掌握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华夏文明为荣。儒学在唐代的兴盛程度之深与传播范围之广，也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
二、不拘一格的用人方略
汉唐最高统治者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无不显露出对人才的渴望。如刘邦就曾在诏书中许下承诺：“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足见其慕才之心。元封五年，汉武帝下《求贤诏》，其中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之语，表现出武帝求贤若渴的心情。太宗曾言其择人的宗旨为“苟或不才，虽亲不用，如其有才，虽仇不弃”，体现出对人才的极度包容。由此可见，汉唐诸帝王为了求得贤才，可谓不拘一格。事实上也是如此，汉唐诸君对于人才的宽宥和大胆擢用，确实是历史少见。
汉武帝时期，家奴出身的卫青，在武帝的破格擢用下成为一代名将，匈奴降臣金日磾，最后竟成为汉武帝的托孤重臣，出身贫寒、屡遭冷遇的主父偃，在直接上书汉武帝当天就受到召见并赐为郎中，一年之内更连升四次，汉武的胸襟与气魄，绝非一般君王所有。魏征本为太子李建成的谋士，唐太宗夺得政权后不仅不加以怪罪，反而对其礼遇有加，最终造就明君贤臣的历史佳话。
而汉唐的取士制度，则是最高统治者求才心理的最好映射。汉代取士，以察举为主，尚未有如科举这样定期举行的选拔人才的考试，但却因统治者广纳贤才的初衷衍生出令后世认同和向往的取士制度。制科作为一种不定期的选拔人才的考试制度，始于汉代。到了曹魏时期，统治者创九品中正制，虽然其初衷是唯才是举，但到了两晋时期，却最终沦为门阀势族的政治工具，中央政府选拔人才几乎都在门阀之中，于是就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
此用人之法延续了几百年，直到隋朝建立，门阀制逐渐式微后才正式被废除。隋朝首开科举制度，但科举真正开始对国家政治生活产生影响，是从唐朝开始的。唐代对科举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以及太宗等最高统治者唯才是举的思想，打破了前代只从望族中取士的陋习，虽然科举取士的数量并不算多，但平民阶层终于有机会参与政治，可以依靠自己的才学在统治阶层当中拥有一席之地，这不得不说是历史的一大突破。而始于汉代的制举在唐朝亦达到兴盛，朝廷以皇帝的名义举行制举考试，涵盖面是极广的，参加制举考试的应试者，有白衣之士，也有在职官员，而其目的，正是“待非常之才”。
当然，汉唐统治者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愿望以及取士的种种政策到底为社会选拔了多少人才、取得多少成果我们姑且不论，但它们产生的积极影响却是不容忽视的。在此种社会环境的感召下，汉唐士人莫不希望能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致君尧舜”的淑世情怀即成为当时时代的主旋律。这些制度，也正是后代士人所期待和向往的，即使历史的车轮不断演进，汉唐的取士制度仍有着不少可取之处。
炎汉之时，统治者只管借此契机选得贤良之人，对考试的题目、内容和形式并没有任何限制，正是汉朝统治者这种开放的心态，为国家赢得了许多有才之士。到了宋初，从太祖到真宗，依然沿袭制科考试，面向全社会选拔人才，无论是在职官吏，还是草泽布衣，皆可应试。然其“虽设制科之名，未尽取人之理”，不仅固定了制科的题目，对字数和答题时间都有了严格的要求，早已违背制科所设之初衷。田锡因而大声疾呼，希望帝王能依照汉制取人，不加限制，方能最大限度地为朝廷选拔出人才。
三、自信进取的时代精神
汉唐时期，尤其是汉唐全盛时期，国家的强大、政治的稳定以及经济的繁荣，都给当时社会营造出一种积极向上的良好氛围。上至最高统治者、下至普通士人，皆以进取、自信的心态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对文化的创造与发展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汉唐社会的安定，政治的清明，以及统治者对人才的渴求，都大大激发了士人建功立业的决心，这正是他们施展才华的黄金时代。故而汉唐所表现出来的恢弘气势与文化自信是空前绝后的，也只有汉唐精神，才能孕育出独有的迈与自信。
总结
汉唐时代形成的这些先进文化和民族精神，对后世的平民士子而言是影响至深的。田锡所处的时代，百废待兴，与汉唐前期有很多相似之处。当时社会所需要的，也正是汉唐文化所特有的积极进取的精神以及开放包容的社会环境。田锡在提到太宗时，曾言其“英威果断，有类太宗；豁达大度，无异”从其中可以看出田锡对当朝统治者的期望，以及对宋朝所抱有的比肩汉唐的希冀。宋初宽松的政治环境，也让田锡萌生出汉唐士人才有的扬名立万、一展所长的雄心与抱负，以及为国家、为人民的儒者情怀，并时刻以“苟名未扬于亲，慧未及于民，敢思甘寝，以忘夙兴夕惕之勤”警醒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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