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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这个词已经成为毫无意义的套话。哼哼派称：“并非所有的自由社会都像它看上去那么自由。”怀疑派说：“自由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德怀特·麦克唐纳，1956 年
“亲爱的听众们，请注意！请注意！现在播送匈牙利作家联合会告示……这里是匈牙利作家联合会。全世界的作家们，科学家们，所有的作家联合会，科学家协会，世界全体知识精英们，我们请求你们的帮助和支持。时间紧迫。这里发生的事情你们都了解，不必向你们提供专门的报告了。请帮助匈牙利。帮助匈牙利人民。帮助匈牙利作家、科学家、工人、农民以及我们的知识界。务必帮助，帮助，帮助。”
1956 年 11 月 4 日，星期日。上午八时零七分，布达佩斯电台播完这篇通告后沉寂无声了。苏联军队在夜幕掩护下开进了匈牙利首都，开始野蛮地镇压十月起义。当苏联的几个坦克师隆隆开过布达佩斯市中心大街时，苏联似乎在惩罚全世界，因为全世界传播了斯大林主义死亡的坏消息。斯大林主义真的死亡了吗？不。斯大林主义万岁。
整整 10 年，美国为“欧洲受奴役的国家”的解放进行谋划，分析， 搜集情报，制定战略。到头来，在苏联显示力量时，美国现在却纹丝不 动，显然是惊呆了。11 月 11 日，马奈·斯珀伯苦涩地写道：“匈牙利的革命者带着绝望死去了。他们感到绝望是因为自由世界只愿同他们分享胜利的喜悦而不愿与他们共同战斗。”但是就在那时，英、法、以色列入侵苏伊士，面对两次显然同样性质的帝国主义侵略，艾森豪威尔发现自己在道德上深深陷入了泥淖之中。
美国之所以瘫倒而动弹不得，不仅是苏伊士问题：多年来，美国 的战略家和最高情报机构一直在为发生匈牙利事件这种起义进行谋划， 但是一旦真的发生了，却如同一场梦，一次不真实的游戏，一切谋划在 现实面前竟全无用处。中央情报局自以为自 50 年代初以来它就一直在密切观察匈牙利的局势，把匈牙利当作“行动重点”，结果还是稀里糊 涂。劳伦斯·德诺夫维尔在 1954 年曾被派往自由欧洲电台工作。他还记得在他到任的第一个月，他曾向自由欧洲电台的人提过一个问题：“如果有一个穿着雨衣的人跑到这里来问我们：‘我们一直在收听你们的广 播，现在我们准备发动一场革命，行吗？’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他 们在一次董事会的特别会议上讨论了这个问题，结果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全是‘纸牌屋’，我实话告诉了他们我的看法。他们只顾想他们是在 做好事，但实际上根本没有进行实在的谋划。事到临头，结果是手足无 措。”
在十月起义期间，自由欧洲电台一再为起义打气。有人说，电台 甚至答应给予武装支援，但是中央情报局过去和现在一直坚决否认。据 德诺夫维尔说，中央情报局没有资格否定这样的事，因为，虽然难以置信， 但它确实不知道电台的匈牙利文组究竟播送了一些什么内容。他解释说： “整个事情都是虚假的，全是靠不住的骗局。自由欧洲电台定期向华盛 顿和慕尼黑呈报其工作指导原则，但这都是糊弄人的事。因为电台本身 就不按自己制定的指导原则办事。再说，美国政府与英国政府一道作出 过有关监听和翻译东欧广播的安排，但是不可思议的是竟然没有人翻译 自由欧洲电台的广播内容，所以华盛顿根本就不知道他们自己的电台播 送了什么内容。中央情报局本不该否认匈牙利语广播的内容，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实情。”自由欧洲电台匈牙利语广播在 1956 年 10 月那些重大时刻的广播文字稿从来就没有找到过。
现实表明匈牙利十月革命已经失败，成千上万的匈牙利人为逃避 苏联人暴力性的报复，纷纷逃往奥地利。在越过边境后，大多数人涌向 维也纳。美国人再次对此毫无准备。乔斯尔森写信给福特基金会的谢泼 德·斯通，警告说，“难民的状况似乎已经达到不可容忍的混乱状态。 我们驻维也纳的办事处以及最近几天从那里回来的人都谈到，如果不立 即采取重大措施，灾难已迫在眉睫。”弗兰克·威斯纳当时也在维也纳， 他是从华盛顿及时赶到这里来亲眼看一看这次失败革命的残渣碎片的。 威斯纳的情绪变得十分压抑，以致他狂饮不止。当他启程前往下一站罗 马的时候，当地中央情报局的人不得不想方设法使他从宿醉中清醒过来。在雅典，他吃了些生蛤蜊，结果染上了肝炎，发高烧，说胡话。那年秋天， 他一直情绪不稳，他的家属和朋友认为他之所以最终降为艾伦·杜勒斯 的第一副手，原因就在于此。他变得越来越烦躁不安，越来越不理智。1958 年他的神经崩溃了，从杜勒斯的第一副手又降为一般的副职。
梅尔文·拉斯基也很快赶到现场，来往奔波于维也纳和匈牙利边 境之间，情绪十分激动。威斯纳在一个犹太人私人花园别墅里找到他时， 他兴奋得满面红光，对于预言兑现感到十分满意。他后来愉快地回忆道： “是啊，匈牙利帮我们把事情办了。我的意思是你一文钱也不用花就成功了。匈牙利事件说明分析是正确的，不，应该说我们的分析是正确的，那就是极权主义不是别的，一场闹剧而已。它把自由——资产阶级的自 由这个主题稳稳当当地放进了议事日程。”弗里德里克·托伯格也同他们一起干起来，他的《论坛》办公处成了文化自由代表大会匈牙利运 动的总部，拉斯基成立了一个登记处，专门登记从匈牙利逃出来的知识 分子和学生，为他们在欧洲各大学里找到安身之地（每天要安排 15 人）。他还开始编辑（在自由欧洲电台和美国之音的朋友协助下）一本文件汇 编《匈牙利的革命》，这是一本白皮书，在英国由赛克 - 沃伯格出版社出版，在美国则是由普雷格出版社出版。
在巴黎，文化自由代表大会干得很出色，它在豪斯曼大街的办公处里挤满了人。约翰·亨特说：“这真是紧张而又充满激情的时刻。此情此景令人感到极为振奋。我们在那里就是应该做这样的事。”那时， 亨特刚在几个月以前来到巴黎的代表大会工作。文化自由代表大会动员其广泛的关系和附属机构网络一起行动，由代表大会协调各种公开的抗议活动，地区十分广泛，从圣地亚哥到丹麦，从黎巴嫩到纽约，从孟买到汉堡，都举行了抗议活动。在瑞典，当地的委员会说服了 8 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向布尔加宁元帅发了一份签名电报。美国委员会组织了一次群众聚会，凯斯特勒和西洛尼都参加了；他们想让海明威也参加，曾打电报给乔斯尔森，请他帮忙找到海明威的下落，乔斯尔森回电称“海明威也许在欧洲某地，地点不确。”到了 1957 年 1 月，巴黎已报告说“各全国委员会的行动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协调一致，这样强大有力。”
匈牙利危机的另一个结果是成立了匈牙利爱乐乐团。这个乐团是乔斯尔森发起建立的，音乐总监是安塔尔·多拉蒂（Antal Dorati）， 指挥是佐尔坦·罗兹尼亚伊（Zoltan Rozsnyay）。苏联坦克开始炮击匈牙利首都时，罗兹尼亚伊就与上百名布达佩斯交响乐团的成员一起逃到了维也纳。这个乐团拿到的首笔捐款就达 70000 美元，后来成为文化冷战的一件强大武器，至今乐团尚举行巡回演出。
但是，最令乔斯尔森和他的“知识分子突击队”感到振奋的一件事也许是萨特公开抨击共产党，声称苏联领导集体“虽然谴责过斯大林主义，但与之相比，却有过之而无不及。”萨特于 1956 年 11 月 9 日在《快报》上撰文，谴责苏联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12 年中执行的政策是恐怖和愚蠢的政策”，“无保留地谴责（苏联）对匈牙利的干预”。他把特别强烈的抨击留给了法国共产党，他宣称：“不可能而且永远不可能与那些现在领导法国共产党的人恢复关系。30 年来，这些人说的每句话，做的每件事都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和僵化。他们的反应表明他们完全是一批不负责任的人。”代表大会将萨特的声明印制了数千份，连同加缪的声明一起广为散发。加缪威胁说，如果联合国不通过决议，责令苏联军队立即撤离匈牙利，他将领导一场运动对联合国进行“杯葛”；如果联合国不答应这个要求，他将“公开谴责联合国的破产和失败”。乔斯尔森高兴地说：“看来法国知识分子转向了，先后次序 是共产党员、同路人、进步分子、反共主义分子，现在轮到反共的共产 主义分子了。”共产党支持的路易斯·阿拉贡领导的“作家全国委员会（Comité National des Ecrivains）”终于垮台了，现在可以有把握地说， “共产党‘神话’已经破产了。”但是他也注意到，“法国社会党如果 不是因为对埃及的干预中运气不好，本来是可以利用这一局势大捞一把的。”
乔斯尔森从苏伊士冲突中又悟出另一条真理。有一次他对记者说： “如果欧洲不想屈服的话，那么它必须摆脱对中东石油资源的依赖。加 强科学研究，以其他能源来取代石油，可能就是一种解决办法。”具体地说，乔斯尔森指的是核能。试图让人们接受原子能，长期以来一 直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点。1952 年，C.D. 杰克逊在他的工作档案里记下了以下的话：“《生活》杂志上戈登·迪恩（Gordon Dean）的一篇文章说，消除美国在投掷原子弹问题上复杂的犯罪感正在取得进展。”C.D. 杰克逊也积极参与了艾森豪威尔 1953 年 12 月 8 日在联合国发表的著名演说“和平利用原子能”的起草工作。在这篇讲话中， 总统建议单方面削减原子武器，并提出了将原子能从军用转为民用的途径。C.D. 杰克逊是从来不会错过宣传机会的。1954 年 2 月，他向弗兰克·威斯纳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建议将艾森豪威尔的提议加以扩展，使 之包括“宣布一项在柏林建造第一座原子反应堆的计划”。C.D. 杰克逊说，这样做“既有实际意义，也有宣传效果。柏林使用的燃料，无论 是固体的还是液体的，每一盎司都必须经过苏联领土运来。虽然我们自 己有一些能源储备，但是一旦发生封锁的情况，事情就严重了。”他论证说，一座原子能发电厂“就能满足这座被围困城市的能源基本需求”。“在德国人和苏联人相互对立的情况下，其宣传价值也是不言而喻的”。 实际上就宣传而言，甚至不必“真的作出决定并动手建设发电厂。只要 把这个想法透露出去就可以了。也可以派一个考察组，在柏林到处走动， 似乎在选择一个适当的厂址；可以把一块废地用围栏圈起来，立一些神 秘的标志，并派警卫守护；至于该项目本身，则暂时可以停留在传闻阶段；就柏林居民和苏联观察家而言，这样做一下，同实际执行项目的效果是不相上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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