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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陈凯歌执导的电影《梅兰芳》公映，在社会上产生较大反响，其中“邱如白”一角曾引起较大争议，成为当时的热门话题。
几年过后，回头来看，当年的争议可以说是一件好事，其结果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齐如山第一次出现在大陆地区的公众视野中，他与梅兰芳之间的恩怨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
此前齐如山这个名字在大陆地区非常陌生，其身后寂寞冷清的情景正如罗瘿公在《俳歌调齐如山》一诗中所写的：“恰借梅郎好颜色，尽将舞态上氍毹。梅郎妙舞人争羡，苦心指授无人见。”
与大众的陌生、好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学术界对齐如山这个名字并不陌生，其在中国剧学上的杰出成就如今正获得越来越多学人的肯定，如中山大学教授康保成就将其与王国维、吴梅并列，称他们为“近代三大戏剧学家”；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也认为齐如山与王国维、吴梅“典型地代表着戏剧研究的三种路向”。
能获得学界如此高的评价，与齐如山丰富、复杂的生平经历有关，也与他的艺术实践、学术成就有关。
时至今日，齐如山协助梅兰芳赴日本、美国、苏联等国演出之事最为世人津津乐道。特别是1929年的赴美演出，从起初的筹划论证到行动方案的设计，从选择剧目再到宣传材料的编写，方方面面，从大处到细节，齐如山无不全程参与，其后他又将梅兰芳在美国演出的情况，写成《梅兰芳游美记》一书，进行总结和宣传。
由于事先准备充分，考虑周密，梅兰芳在美国的演出获得极大成功，成为中国现代戏曲史上的一大盛事。这是梅兰芳的成功，也可以说是齐如山的成功，乃至中国戏曲的成功，他借助梅兰芳传播中国戏曲文化的尝试获得了巨大成功。
只要了解两人合作的情况就可以知道，齐如山为梅兰芳量身定制剧本，为其设计身段，可谓第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戏曲导演。没有齐如山的帮助，很难想象梅兰芳的成功，他是梅兰芳从普通演员走向京剧大师的重要推手。
实际上，齐如山的剧学成就绝不仅仅体现在协助梅兰芳上，他对中国戏曲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从小就浸润在传统戏曲氛围中，因三次到欧洲办理商务的机会，观看了不少西洋戏剧的演出，也因此能够体悟到中西戏剧样式之间的不同。在此基础上客观地认识到“外国有外国的好处，中国有中国的好处”，体察到中国戏曲与西方戏剧的差异是不同社会文化语境所造成的，体现了各自民族的艺术特性。
他在艺术上的丰富实践为其戏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许多重要观点就是从丰富的艺术实践中概括总结出来的，比如对中国戏曲的艺术特性用“无声不歌，无动不舞”八个字进行了十分井道（精到）的概括。
此外他还围绕着国剧学会做了许多工作，比如收集非传统戏曲目录所能涵盖的戏曲文献，编制《北平国剧学会陈列馆目录》，这是一部收录较为系统、完备的戏曲文物专题目录（成《北平国剧学会陈列馆目录》这样一部较为系统、完备的戏曲文物专题目录）。可以说，即便是没有和梅兰芳的合作，仅仅是戏曲研究方面的成就也足以使齐如山在现代学术史上占据一席之地。
1949年之后，齐如山迁居台湾，由于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他的名字在大陆地区被人为抹去。尽管他著述丰富，写了许多重要戏曲著作，如《中国剧之组织》、《国剧艺术汇考》等，但要看到并不容易。
齐如山去世后，台湾地区曾编辑出版《齐如山全集》，但因为可以想象的原因，在大陆地区难以看到，未能产生应有的影响。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情况有所改变，齐如山的著述陆续在大陆地区出版，其中规模较大的有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齐如山作品系列》（后又称《齐如山文集》）和梁燕主编的《齐如山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上述三书虽然收录了齐如山的大部分著述，但皆以专书为主，规模较大，阅读不便，且对齐如山散见于各报刊的单篇文章甚少收录，这也是一个缺憾。
有鉴于此，苗怀明教授决定整理既适合一般读者阅读，又具有补遗功能的读本，其整理的《齐如山国剧论丛》一书除选收齐如山具有代表性的剧学著述之外，还着意收罗其散见于《国剧画报》、《戏剧丛刊》、《大公报》、《南金》、《新思潮》等报刊的单篇文章，使该书不仅能反映齐如山国剧研究的成就与特色，还能为学界提供重要的研究资料。
翻检《齐如山国剧论丛》，对齐如山的剧学研究可以有着全面、系统的了解。即便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其中的不少文章仍具真知灼见，给人启发，并不因时光（时间）的变迁而过时。
例如时下学界所关注的京剧是否可以称“国剧”的问题。齐如山使用“国剧”一词不仅较早，而且较为频繁，他明确指出：“世之爱好旧戏者，多半只是爱好皮簧，且有人心目中只是皮簧，其实这种思想是大错的。”
他并不将“国剧”作为京剧的专称：“凡说国剧二字，永远是包括弋腔、昆腔、梆子腔、皮黄腔，四种都在其内”。
对齐如山而言，国剧就是“国中的剧”，是中国戏剧或中国剧的简称，涵盖中国各个剧种，与旧剧可通用，并不是京剧的专属。他一生虽然频繁使用国剧一词，但一直坚持这种做法。这在一边倒的（地）将国剧等同于京剧的当下，提供了另外一条思路，因而也显得尤为可贵。
再比如对地方戏的研究。以往学界对花部戏曲普遍重视不够，即便是对雅部戏曲的研究，注意力也多集中在文学、声律方面，对舞台表演则关注甚少，更不用说对地方戏的研究了。齐如山的研究恰恰在这些方面填补了学界的这一空白，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他是二十世纪上半期研究京剧用力最深、成就最高的学者之一，京剧研究今日能成为一门学问，被称为京剧学，齐如山具有奠基之功。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齐如山有着十分丰富的艺术实践，他在戏曲的舞台表演上有着自觉的追求，学以致用，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他最初与梅兰芳结缘，便是由《汾河湾》一剧的表演而来。
他曾给梅兰芳写信，将“生脚唱某句时旦脚应有何种表情”予以演绎阐发。即便是全场的配合、舞台的调度，他都很重视，连很少被人注意的“捡场人”他都甚为关注，比如在《贵妃醉酒》中，“杨贵妃坐在椅子上说：摆驾百花亭，以后一绕场，便是到了百花亭，杨贵妃再坐的时候，这个椅子便须捡场人来搬，才能表现这是百花亭里的座位，若仍用宫女来搬，意思就是宫女有宫中带来的椅子了，如此便于戏理不合，所以非用捡场人不可。”由此可见其心思之细，用心之专。
在该书的最后，整理者还根据齐如山本人的回忆录并参考学界的相关成果，编制《齐如山先生学术年表》，并撰写《齐如山和他的国剧研究》一文，全面介绍、分析齐如山的剧学成就与特色，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参考。
整理者态度认真，精心校对原文，对原文中的一些疏误也予以指正，如原刊于《新思潮》第1卷第3期（1946年）的《中国旧剧中的各种问题》一文，谭鑫培演《断背说书》，整理者指出当为《断臂说书》。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在二十世纪中国年戏曲研究史上，齐如山可谓一个与众不同的另类，无论从其治学兴趣还是从其研究方法乃至语言表达等方面来看，皆是如此，因而其学术成就和贡献也是独特的，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
这正如整理者本人所言：“像齐如山这样热心戏曲事业、富有组织能力、广交戏曲界朋友的戏曲活动家在中国现代戏曲史上十分少见。平心而论，无论是戏曲自身的发展还是围绕戏曲进行的研究，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很需要这类难得的人才，特别是在戏曲日益式微、缺乏生机的当下，更是如此。唯其缺少，更显出其特别的意义和价值。那种埋首书斋，专门研究戏曲的学人固然需要，那种走出书斋，以实际行动服务戏曲的学人，则更为需要。齐如山在戏曲研究史上的独特贡献和价值，由此可以得到充分体现。”
这个概括还是相当精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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