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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一个人张灯结彩》中的温情叙事
文/段馨然
摘 要：温情叙事是21世纪以来底层文学中不断焕发生命力的一种叙事模式，这种叙事模式通常被认为抛却了冷酷、残忍的苦难描写，转向更为复杂的人物内心世界，并寄寓一种审美化的普遍情感。而这种叙事模式是否会遮蔽底层生活问题的尖锐性，消解作品的思想深度与力度也是批评家们重点关注的问题。探讨《一个人张灯结彩》中温情叙事的具体展开对温情叙事作品遮蔽问题的阐释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田耳；《 一个人张灯结彩》；悬疑叙事；叙事遮蔽
《一个人张灯结彩》是田耳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这部获得过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的作品的授奖词是：“各色底层人物的艰辛生活在老警察的尽职尽责中一一展现, 理想的持守在心灵的寂寞中散发着人性的温情。”包括这一部作品在内的田耳的所有作品中，如《氮肥厂》《环线车》等，故事的主角大多有着底层身份。然而仅就这一内容便将《一个人张灯结彩》视为底层文学的代表作之一是草率而有失妥当的。李云雷认为，“底层文学”的定义应该抛却简单的题材论，对于作家写作态度而言，“它是一种严肃认真的艺术创造，对现实持有反思批判的态度，对底层有着同情与悲怜之心，但背后可以有不同的思想资源”{1}。在一篇《潇湘晨报》的访谈中，田耳对底层人物表现了出人意料的态度：“我对于底层不敢说是同情，我有什么资格同情？颁奖词说我有‘平等心、同情心、好玩之心’，至少同情心我是不敢当的，要说防备心那倒真有。”{2}这是田耳基于个人经历所阐述的真实感受。虽然我们不能将作家的个人态度与世界观完全等价为作品呈现出的价值观，但二者常常有着紧密联系。由此可以设想，这部作品所展现给我们的人文关怀，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底层同情的体现，关于其“人性的温情”书写，也许还有着更多的体悟空间。
一、悬疑叙事的让位
整篇小说由两条线平行讲述，一条是警官老黄的破案过程，另一条是混混钢渣视角下与哑女小于的相恋、犯罪、潜逃、落网的全部过程，这样的平行讲述使得凶手一开始便在读者眼前揭开了面具，于是悬疑不再成为故事的主要基调，破案仅仅作为故事的串联框架而存在。整个故事的血与肉，转移给了故事里的人物主体。
小说中最为集中表现的典型底层人物形象是于心亮一家，家中几口人生活在改造成几个隔间的破屋子里，家中甚至还养着猪，基本上只有于心亮一人当出租车司机维持家中生计。于心亮的哥哥和妹妹都因打链霉素而两耳失聪。妹妹小于被学理发的师傅强奸，离婚后自己开了一家理发店。无论是于心亮还是小于，在生活的悲剧中都有着清晰的受害者形象。钢渣想要得到一笔“快钱”给小于，在抢劫于心亮时杀害了他。对于想要多拉一单多赚点钱的于心亮来说，这是飞来横祸。小于的遭遇更不用说，在聋哑人的身份下完全失去了“发声”的权利，遭受到强暴与蹂躏。然而在钢渣这个人物上，作者并未做出任何同情立场的背景铺垫，对于这个人物的所有呈现都与故事的叙述时间同步，作者唯一告诉我们的是，他是底层的后代，聪明却不用于正道。即使有偶然因素介入了钢渣的杀人念头，也不能因为杀人对象是情人的哥哥而将他从悲剧的始作俑者变成于家兄妹一样的承受者。
然而田耳的最终意图并不是要去塑造一种善恶间的冲突与对立，虽然情节借助于冲突发展，作者所表现的最终却回归到所有人物身上相同的特质。田耳在《 作品谈》中谈道：“我写了《一个人张灯结彩》，把哑巴叔叔的形象拆分了，把他写成一个女哑巴，同时也是深爱着女哑巴的一个流氓。”{3}田耳的哑巴叔叔贫穷却待田耳无比热情，其中田耳对他“高大漂亮，离了婚，在山上开理发店”、“嗜赌”的描述与小于完全贴合，然而对于他变形为钢渣的那一面，却在文中难以看出。将一个人物原型一分为二后，在故事里小于与钢渣通过爱情与狂热的性欲寻找到了慰藉与融合。作者自己说：“这是一篇关于孤独的小说，孤独是一种常态，一种永在，与生俱来，如蛆附骨。”即使是于心亮和女儿不在身边的老黄，也都被其笼罩。小说中对于心亮这样一个直心肠人物的孤独有这样一段描写：“于心亮真要说起话来，也是滔滔不绝。他日子过得憋闷，闷在肚皮里发酵了，沤成一箩筐一箩筐的话，不跟别人倾倒，会很难受。”{4}这段叙述与田耳所说在贵州时，乡亲们向他倾倒故事的场景颇为贴合。钢渣、老黄、于心亮、小于的角色形成了一种对峙，而非对立，虽然各自承受的因果重量不同，但将他们连接起来的，却构造出了孤独这一张巨网，也正是这一张网所形成的张力，使我们在撇开承受者与始作俑者的立场后，能看到人性的共通之处。 一个人张灯结彩>
而对于老警官老黄这样一个人物，田耳则将其概括为一个“麦田里的守望者”形象。作者曾说自己爱看侦探电影，表现出对自己的观察力的信心。拥有丰富的破案经验与观察能力的老警官对于读者而言是一个很好的代入观察视角。值得注意的是，老黄和书中其他三个人物都发生了交集，甚至也是使钢渣落网、小于失去爱人的推动者。在田耳的其它作品中，旁观者叙述视角也经常出现，比如《氮肥场》中的目睹瘸腿的看门人与肥胖的女工人在工厂气柜上做爱的小丁，《狗日的狗》中目睹冷酷无情的廖老板随意将向雇工借来的狗打死的小丁，然而这一旁观者身上并没有事不关己的冷酷与漠然，比起旁观者，用故事的部分参与者与知晓者来形容老黄更为贴切。老黄对于整个故事，处于一种后觉的知情者状况，虽然期间有介入部分，但是这一种介入对于悲剧的发生并非是因果性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于心亮死亡的那一刻开始，悲剧就已经酿成。田耳在访谈中提到自己受拉格奎斯特的《大盗巴拉巴》影响，喜欢写人物的心路历程：“故事是平的，心路历程是向上的。”{5}小说中涉及人物心理的描写，往往简洁且节制，在老黄这个人物上，常常表现为偶尔生发出的一点疑问和感慨。老黄为了得到钢渣的画像，欺骗小于拼图专家是为她的心上人免费画像的朋友。“他看见风在加大。他叫自己不要太愧疚，这毕竟是工作。”在钢渣后来落网后，老黄受钢渣所托，代替他去履行和小于在年三十相见的约定，老黄站在小于的理发店外，“这个冬夜，老黄身体内突然躜过一阵衰老疲惫之感。他在冷风中用力抽着烟，火头燃得飞快”。尽职尽责的老警察从来不必承受良心、道德的谴责，然而，也正是在观察者状态下的这一份不忍与疲惫，无法“漠然”的态度，铸就了在人性的温度上的表现力。人物们对温暖的渴求和憧憬凝聚在一起，营造了一份向上的力量，即使与孤独感相互缠绕，依然值得感动与肯定。当钢渣入狱后认真地拜托老黄替他去看小于一眼时，老黄的表现是：“好久拿不定主意。最后他说，到时再看吧。”到了年三十，他还是买上了绚烂的烟花，向小于的店子走去。这无疑是作者对这份憧憬的一份交代。
故事的结尾处，老黄在离小于的店子不远处停下脚步，时间在这一刻停滞。老黄、小于、钢渣三人处于不同的孤立空间下，小于挂起的期盼的灯笼、钢渣想象中的灯笼与老黄眼前刺眼的灯笼重叠在一起。这样一个不为人所知的角落，承载着为人所放不下的东西。“坦白地说，这小说是循规蹈矩写出来的。”{6}人们摆脱孤独的渴望与理解以一种坦诚平常的方式，如灯光般泄出，使得作家想传达的温度从年三十的晚上向无限的时间、从底层向更大的范围扩散。
二、温情叙事的遮蔽性辨析
牛学智先生将温情叙事看作底层叙事的高级形式，是从“苦难”向“苦难美学”的蜕变：“从现实的批判转化成情感的发掘，再把这种情感形式以审美的方式表现出来，就是温情叙事。”{7}显然，《一个人张灯结彩》中哑女对爱情的渴望、警官老黄的怜悯与惋惜、混混对哑女的爱怜、于心亮的热忱惜友，都是面向底层精神世界的开放。同时，他也批判了包括这一作品在内的通过非常态的偶然性、戏剧性冲突来成全温情与展现人文关怀的模式化写作：“哑巴所宣扬的失语程度，死亡所彰显的温情分量，其实暴露的恰好是作家的残忍和不人道以及浅陋。”{8}他认为《一个人张灯结彩》的灼人力量更体现在对公安生活的反映，用哑女变坏来凸显孤独属于温情叙事中“悲剧”的模式化体现。诚然，这一站在温情叙事作品集成视野下的观点有着对作家先入为主写作的警醒作用，以及对个人化叙事语境的反思作用。但是在其对作品的分析中，也存在着将苦难与审美对立化的倾向，如果认为哑女“变坏”只是技术式的冲突制造，仍然是有失允当的。
我们不妨到文本中寻找所展现的“偶然性”冲突。在情节方面，这种偶然性主要围绕“帽子”这一关键破案线索：钢渣刚好被小于剃了光头，导致胎记暴露；小于给钢渣和哥哥于心亮各买了一顶一样的帽子，由于聋哑给售货员留下了深刻印象；钢渣刚好选择了于心亮的出租车打劫；于心亮刚好和小于长得一点都不像；打劫的过程中钢渣的帽子刚好掉落，钢渣害怕胎记被认出才灭口。种种偶然因素的叠加生成了一个极具戏剧化的结果——小于的爱人刚好是杀害自己哥哥的凶手。所以也有批评者着重指出过田耳作品中的宿命论色彩。而在人物塑造方面，哑女好赌、与混混厮混，混混有情义，其杀人念头具有偶然性等等似乎都有意模糊了善恶的边界，着意凸显了对人性的复杂性的体认。
然而笔者认为，《一个人张灯结彩》中情节的偶然性背后拥有温情的底色，这种底色反而揭示了戏剧化情节中的普遍意义。此外，人性的复杂性的刻画与对善恶、苦难的遮蔽并无因果关系。首先，情节的冲突制造是小说叙事中无可指摘的技法之一，对于冲突制造这一叙事模式上的批评可以避免叙事模式的单一，而这种忧虑与其说是针对平和冲淡的审美理想对现实冲突的遮蔽的忧虑，不如说是对审美被遮蔽的忧虑。其次，这种情节上的偶然性究竟是否有损于“真实”？是否能够深刻、如实地揭示生活的普遍规律，或者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十分合乎情理”？钢渣与小于亲密难分，小于才能在他头上随意作为；小于惦记着哥哥，才又买了顶一样的专卖店帽子。于心亮为了家庭生计，又是新手，才愿意载二人去偏远的地方。同时，哑女好赌、倍感孤独也有着真实的生活原型。环环相扣的情节发展下都带有人物情义的温度，向读者敞开的七情六欲非但没有遮蔽思想与残酷的现状，丰满的故事情节与人物的不同侧面反而吸引着读者将注意力投入底层的世界。正如徐阿兵谈及如何掌握叙事限度时对“温情‘的理解和定位：“与其被当作一种先入为主的写作姿态，不如被视为一种发自内心的能量来源。”{9}也正是叙事的温情底色带来的超越性的人性的共鸣，使得读者不再停留在惩恶扬善的表面情绪，反而体认到人物贫穷、无知的处境的限制性，这种限制性也就将不同阶级更为广阔的人生体验连结起来，激发出了同情心之外的“同理心”（现在通常被认为是一种体会他人的情绪和想法、理解他人的立场和感受，并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和处理问题的能力），看到小说中人物行动的深层原因。联系田耳自身的感触，这份蕴含着“平等心”的共情反而是比同情心更深层的人文关怀。其用自身的写作实践，向我们展示了一部作品中的“审美力度、情感温度和叙事限度”{10}可以相互交织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引导读者对底层人物需要被关注的物质与精神问题进行理解与思考。
注释：
{1}李云雷：《新世纪文学中的“底层文学”论纲》，《文艺争鸣》2010年第6期。
{2}⑤徐长云：《湘西作家田耳 “我对底层不敢说是同情”》，《潇湘晨报》2014年5月12日。
{3}⑥田耳：《 创作谈》，摘自田耳的博客：《一眼望不到尽头》，2007年1月7 日。 一个人张灯结彩>
{4}田耳：《一个人张灯结彩》，《人民文学》2006年第12期。
{7}⑧牛学智：《乏力的温情叙事——对底层文学及相关作家问题的几点思考》，《当代文坛》2008第3期。
{9}⑩徐阿兵：《力度·温度·限度——“温情叙事”三省》，《文艺评论》2008年第5期。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来源：时刻新闻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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