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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欣赏也是如此,也应注意把握其客观规律性。赏析诗歌最好能有一点写作诗歌的经验（教训也可以）。如完全没有写的经验，至少应该懂一点诗歌创作方法。今天子殊继续和大家聊聊诗词那些事儿，接着上期，今天主要说说诗法之妙。以诗为例，主要从其语法特点，常见手法等方面做以分析，限于篇幅，较为粗略，还望见谅。
传统诗词特别是近体诗词创作，须寻章摘句，裁红量碧，约语准篇，锦绣成文。作者往往兴起而先得佳句，以片言为要，后再选一合适韵脚。余笔则可以循韵以求，配合主意，或补充，或点缀。又由于诗韵较窄，如于句成后调整，难免乎削足适履。所以，也可以先定韵，然后觅句，这样比较为主动。古人多限韵乃至步韵之作，即是此理。
由此看来，诗歌较散文所受语言限制因素（如韵式、字数、格律等）较多。然而，限制的作用并不全是消极的，形式上的因素也能产生意义。一般语言（散文语言）所受限制越多，表现内容的可能性越小；而诗歌语言的限制越多，它表达的内容越丰富。这种看法完全符合我国古代诗词的悠久实践，可见旧体诗束缚思想的说法片面性很大，尤非绝对真理。诗词在语言上与散文有明显不同，“这突出表现在散文中必不可少的虚字上。
如‘之’、‘乎’、‘者’、‘也’、‘矣’、‘焉’、‘哉’等，在齐梁以来的五言诗中已经可以一律省略。这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们只要试想想在今天的白话诗中如果一律省掉相当于一个‘之’字的‘的’字，就将会感到如何的困难和不自然，便可知了。散文中的虚字既不止于上述那些，而诗中能省掉的也不止于就是虚字，像‘妖童宝马铁连钱，娼妇盘龙金屈膝’这类诗中常见的句法，就一律的没有了动词，像‘一洗万古凡马空’这样的名句，也只能是诗中的语法。事实上这是一些构成语句时通常的字的大量精减，然而却丝毫不感到不方便和不自然，相反的也就更集中，更灵活，更典型。”（林庚《唐诗的语言》，有删节）这样一种省略，也就是常规语言规律的违反，其结果怎样呢？是诗歌语言一方面更加整饬、铿锵了，另一方面则更加凝练、隽永了：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温庭筠《商山早行》）
没有一个动词形容词，全是名词的拼接，类乎一些词组，然而它却比两个散文的单句能传达更多的意思。梅尧臣论作诗说：“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
词是由词素（或音节）构成的，一经约定俗成，便不能随意颠倒或拆散。但在诗人，往往有不予理会者：慨当以慷，幽思难忘。（曹操《短歌行》）这里“慷慨”二字不但颠倒而且拆散了，给读者的感觉是比两字连用更具张力。
诗词中还有所谓“虚色”的运用，也是借字面形成一种设色的错觉，如杜甫：“生理只凭黄阁老，衰颜欲付紫金丹”（《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紫金丹”的“紫”已不得谓之实色，“黄阁老”的“黄”更不成其色，然而作成对仗，顿觉语言生辉，此亦字面之妆点。
诗歌语言对常规的违反，另一个很显著的后果便是它使得信息载体，诗歌语言的声音与文字的可理解性变得朦胧起来。有心的诗人也就据此故意造成双关或多义的模糊语言，为诗增添了不少意趣，以至读者每一遍阅读，都能从中发现新的东西。
迥异于散文句法的散行自然，趋于浓缩、错综。相对散文来说，最为特殊的便是诗词的对仗句。散文句法接近口语，而诗词的对仗纯出于人工。因为有对仗这种形式，使得语言的浓缩不仅必要，而且可能。“名岂文章著”一句单独看是不易理解的，然而由于有“官应老病休”的对句，两相比勘，得以揣摸，知为：“文章岂著名，老病应休官”之意。古人在散文中也偶有用对仗来使语言精练，又免于费解，如《过秦论》：“于是从散约解，争割地而赂秦。”假如只说“从散”而不说“约解”，便属难懂。正是由于对仗句式的大量存在，导致古代诗词常用的一种能使诗句既精练又可解的修辞手法——互文产生。如果忽略这种手法的存在，那就会对诗意产生误解，或莫名其妙。
再从词语的搭配看诗词对散文语言常规的明显违反。散文的遣词造句，须根据词义考虑配合关系，有些词能够互相配合，有些词则不能配合，这是一种语言常规。而在诗词，结构因素（如平仄的相间相重，押韵或对仗规则）有更高的意义，以致在与语言常规发生冲突时，后者往往妥协；而具有创造天赋的诗人词客，又得因利乘便，骋其才思，“争价一字之巧，争竞一韵之奇”，写成的诗句以其富于创造性为人喜闻乐道：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李商隐《无题》）
在散文中，“相思”怎能以尺寸计量呢，“灰”也不能与“一寸”这个数量词搭配。然而李商隐这样写了，千古以来读者不但没有异议，而且还十分理解和欣赏它包含的痛切意味。在散文中，我们只说春意浓，而北宋词人中，却有一个大出风头的“红杏枝头春意闹”尚书（宋祁），王国维还说“春意”下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我们不也表赞成吗？这种违反散文常规的词语配搭，古人美称为“炼字”或“炼句”。
从古体诗到近体诗（新体诗），古代诗词在句法上也不断地打破散文常规，渐成规律。常见如互文，用典以及比，兴等等。互文的本质还是一种省略，目的在于整饬文字，调和声韵。具体做法是两句中有同意语则此见彼省，令读者通过比勘去补足省略的意思。如汉乐府《战城南》：战城南，死郭北。至于用典，更是屡见不鲜，古代凡属讲究格律的文体，一般多用典故，诗词也不例外。作为修辞手法，古人又称“事类”，《文心雕龙·事类》：“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其主要功能除了使作品委婉、含蓄、典雅、精练而外，使用典故，还可使表达更灵活，属对更便利。
我国古代诗歌两大源头，即《诗经》与《楚辞》，已奠定了重视比兴象征手法的传统。“比”为《诗经》常用手法之一，而“香草美人以喻君子”在《离骚》为习见，因而比兴说诗，也就随之产生了。运用比兴寄托的好处至少有两点：诗歌离不开形象，而情感却不是具象的，使抽象的情感具象化，比兴寄托是有效的一法，此其一；诗歌要求精练含蓄，用比兴寄托写法耐人玩味，往往能收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此其二。就欣赏者而言，比兴说诗，应该从作品形象实际出发，探求作者用意。实事求是，要有真知灼见，不能离开作品实际捕风捉影，寻求所谓微言大义，否则不免厚诬作者，将好诗读坏。古代诗歌中大量运用这种手法，欣赏时也要善于体察诗人的寄意。
词类于诗，不必赘述，读者可自行比对赏析。以上便是对于诗发的一些简单认识，不知道诗友们有何高见，欢迎在评论区做出评论，一起赏析。下期我们继续来分享诗词赏析的一些知识，欢迎大家点赞，收藏，关注。子殊不胜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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