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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孩子到13岁结束的时候，就可以让他们接触那些伴有语法和韵律学的阅读性知识了。我们应该意识到，作者都会毫无例外地从诗中选择。艾利奥特认为，经典的诗歌要比散文出现得早而且更有吸引力，这在于诗歌不会像政治演说或历史描述那样，诗歌不要求支持性的判断或推理。
艾利奥特正确地争辩说：对于一个种族和个人来说，诗歌都是童年的语言。诗歌是孩子们了解的第一门哲学，通过它孩子们总能够在正确的方向上获得他们的第一课，他们学到的不仅仅是礼仪和自然的情感，还有大自然的杰作，把各种有趣的事情结合在一起。他还利用机会与“占统治地位的错误观点”相对抗，那种观点认为：诗歌除了充满谎言和不纯洁的东西之外，就没有别的东西了。
他最后还明确指出：“我并不是要求把这些作品在孩子们甚至还没有能力接受的时候就教给他们，我的目的是这些阅读的内容应该大致存在于头脑之中，让他们知道并试图去多学一些好的东西。”“我只是期望，学生们能在我所提及的每一本著作的指导下获得益处。”以下这一点是清楚的，艾利奥特把经典著作的教学看作是文学的教学，阅读这些著作是为了享受乐趣。
他具有人文主义的观点，把阅读诗歌看作是一种乐事。教师将努力用一种对语调和节奏的感情去鼓舞学生，将避免语法教得过多，分析或评论只限有助于增加课文的乐趣。因此，根据他的观点，所教的诗是容易的，在那些诗集中诗人们的作品配有图片，也很浪漫，并带有明白易懂的伦理道德。第二个阶段：演说术和历史中的古典散文教学的第二个阶段几乎完全是涉及古典散文的，其标题分为修辞、历史和宇宙结构学等。
此外，艾利奥特并未提出要把逻辑学当作教育的一门学科（他仿效伊拉斯谟而不是梅兰希顿），这同英国学校的做法大体是一致的，逻辑学在英国属于大学的课程。14岁的男孩被直接带到雄辩家和修辞作家们的面前：公元2世纪希腊修辞学家赫莫杰尼斯和昆体良“从阅读《雄辩术原理》第三卷开始，教育儿童勤奋学习书中所提到的语言技巧，最重要的是它涉及人的说服力，这在协商讨论中是最重要的。”
艾利奥特考虑要培养学生说话的艺术，或者是慎重的，或者是明断的。虽然他用“一次重要的接见”或一次外交使命的完成来作为实例，但他的观点依然适用于履行一些较低种类的职责，诸如在一个法庭上进行申诉或者一位地方法官的判决。另外，“不要强逼一个男人说出意外和混乱的话，但要使他说得恰到好处”。在阅读《雄辩术原理》的同时，还要阅读西塞罗、伊索克拉底和德摩斯梯尼等人的演说精选，把它们作为有逻辑地说话和选择措词的样板。
但是，作为如何写作的一本工作手册，艾利奥特明确地推荐伊拉斯谟的《论词语的丰富》，“所有有文化的聪明人都必定会感谢和支持这本书”。除此之外，没有提到练习写书信或记叙文，尽管艾利奥特看不起那些仅仅用于写一些浮夸和谄媚的信件的技巧。艾利奥特以上这些话进一步证明，通过希腊语和拉丁语所进行的修辞学训练的最终目的实际上是完善一个男人说本国话的语调。甚至伊拉斯谟也不否认这一点，尽管也许有点勉强。
对于德国的人文主义宗教改革家们来说，教士们影响的增大是古典教育的一个主要动机，正像15世纪的意大利人，尽管各处都有语言纯正癖者发现，就精确性、丰富性和雅致性等方面而言，他说标准的意大利语的能力主要源于拉丁语修辞学的训练。还有，在对于“雄辩”的看法上，艾利奥特同那种偏激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正如已经显示出来的那样，人文主义者从西塞罗和昆体良那里借用了那种观点。修辞的技巧只是真正的雄辩术的一部分。
“一位真正的演说家不可能没有更好的手段：对道理的详细解释或阐明属于他（即格言）。”他的职责也是提出忠告，重新激起和复活原已丧失的信心，抑制轻率的冲动。“他必须已获得有关所有事物的知识和最重要的技艺在一位演说家身上，要有大量的各种各样的知识，有自然科学界的知识或哲学思想界的知识，简而言之，他就是古希腊的“百科全书。”
那些仅仅懂得修辞的技巧的人只能被称为修辞学家或“矫揉造作的演讲者”，而不能被称为演说家；对于打油诗人和真正的诗人来说，他们之间的差异是相似的。“仅仅掌握语言只是一个鹦鹉学舌的人”；仅仅会写优美的书信体诗文只是发出喇叭似的声音，但并无目的或含义。在这样一种艺术中，技巧是被看轻的。
所有这一切的思想基础是文艺复兴鼎盛时期人文主义的基本观念，即认为古代语言是获得唯一正确的和有效的学问的秘诀；同时认为当说话所用的语言与所要表达的含义非常贴切和一致、并能把说话的内容逻辑地表示和表达出来时，学问对于世界才是有价值的。文体和内容的内在和谐的实际情况在古代伟大作家的作品中全部得到了展示，而且只有首先掌握了古典语言纯正的秘密，一种相应的和谐才能在近代的民族语言中得以实现。
以上所说的看来就是古代文字和近代文字的关系，不管是在意大利，还是在英国，也许特别是在法国，根据人文主义的优良精神，这种关系都是如此理解的。接下来是宇宙结构学，艾利奥特极力主张学习地理学和历史学的关系。“让孩子去理解有着很多不为读者所知的国名和地名的历史，确实是一件冗长无趣的事情。
所以，如果明智的话，应当增加历史的趣味在讲解地理这门课时，没有比用实际的模型和工具更好的学习方式了，让人在一小时内见识到也许到老都不能游历完的那些地域、城市、大海、河流与山川，这是多么快乐的事情！在见识过各种各样的人、野兽、家禽、鱼、树木、水果和花草之后，收获了难以置信的喜悦，即不必经历旅途的艰辛，只要通过兴奋的学习或谈话，就能了解人的各种生活习惯、状态和天性。
其中的价值是由此知道了伟大的亚力山大国王，因为他促使国家努力和熟练地朝着他所计划的方向发展，任何事业都将被描绘出来，通过看图片他就能知道哪些地方是最危险的，在哪里他和他的主人是可以轻松经过的。”在另一方面，居鲁士和克拉苏这两个首领是因忽视地理的战略而导致灭亡的反面例子。应当阅读斯特雷波和索利努斯的书所谓“能让人无比快乐的人”的书，还有庞波尼尤斯·梅拉和戴奥尼夏的书。
应当注意的是，要阅读帝国时期的作者所写的地理书，因为艾利奥特质疑当时或中世纪时期的旅行书的价值。而且，地理学在博雅教育中占有一席之地，几乎主要是因为其对于阅读史书的用处。“当宇宙结构学被彻底了解后，这时就要引导孩子学习历史。”从伊索克拉底、普鲁塔奇和西塞罗那里，可以证明历史对于君主和政治家们的特殊重要性。
按照昆体良的建议，李维的书比撒路斯特的书更适合作为入门书，因为李维是一位掌握优雅和流畅的文体的名家，从他那里学生将了解到“罗马这个最伟大的城市是怎样通过恩威并施从又小又穷的情况一点一点地成为统治世界的帝国的”。李维之后是色诺芬，然后再是亚历山大的经历就像昆图斯·柯蒂厄斯所陈述的那样。要读懂凯撒和撒路斯特的书，要理解他们的“一种正确的和完美的判断”，需要非常仔细的解释，并且还需要有比较多的战争和地理学的知识。
但是，对政治家和士兵来说，当从经验的角度来学习这些历史学家时，他们确实是能增长见闻的。艾利奥特对于凯撒著作的观点到现在才被接受。有关高卢战争的著作是“认真地获悉英国的君主和他们的顾问的想法，由此同爱尔兰人和苏格兰人的战争考虑作出必要的指示，爱尔兰人和苏格兰人具有同样的粗鲁和野性，如同在凯撒时代的瑞士人和不列颠人那样”。
古代历史学家的修辞技巧吸引了作为人文主义者和政治家的艾利奥特。“也有不同的演说术，塔西陀的历史著作提到了一些作者和他们的书，在这些书中也讲到了这些演说术，它们是非常令人愉快的；而且对于律师来说，记住这些是非常有用的。”因此，将列举学习历史的总的目的。“一个年轻的绅士被教导：在宣布历史事件时，不仅要注重顺畅和优雅，而且要关注战争的原因，还要关注计划和决策”，根据自己的军事技能做出判断。
接着，撇开战争，要考虑“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不管它是繁荣的还是衰败的，这都是一种极端的情况，行政官的方式以及做法作为统治者的优良和邪恶的本质，随美德而来的有价值的东西、无价值的东西和邪恶犯罪”。在这里将展开这四点，即历史学家的风格、军事事件教训的描述、国家增长或衰败的原因、政治手段和统治者的道德价值，这些都影响着国家的福利。
遇到的缺点是：历史有时候是交错的，伴随着神话般的不确定性和错误的传统。埃利奥特的回答是：历史学科这方面的教育价值实际上是不同的，但却又是重大的。因为作为历史的道德的重要性是教师，“真实”的事情不是专门的实际发生的事情。“如果读到内斯特的贤明睿智、尤利西斯的巧妙的说服力、梅涅劳斯的简明认真、阿加梅农的帝国权威、阿奇里斯的英勇无畏、赫脱的英勇气概，我们就可以理解：依靠我们的智慧，任何事情都可以改进，我们的社会名流也可以为我们的公共福利和我们的君主服务。
结语
尽管荷马也写了谎言，但什么力量能把这强加给我们呢？”没有其他作家能像历史学家那样充满着教育的意义。他们作品的主题是人类生活的写照，表现出道德的吸引力，也表明了坏事的丑恶和令人厌恶。因此，历史就是军事、政治和道德智慧的一种扼要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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