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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元丰六年（1084年），汴京皇城迩英阁，时任翰林学士的李清臣正捧着一篇锦绣文章局促不安，他时不时地将目光扫向站在台下的年轻人，心里尽是“后生可畏吾衰矣”的无力感。
那篇文章的名字叫《汴都赋》，因为其中充满了大量恰如其分却又晦涩难懂的古文奇字，饶是李清臣这样的博学之人，也只能靠着读偏旁部首来蒙混过关。
这样听起来，李清臣像极了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但如果你真这么认为的话，那就太冤枉他了。
这位李清臣是何许人也？翻开他的人生履历，我们会被满眼的溢美之词所折服。“七岁知读书，日诵数千言”、“欧阳修壮其文，以比苏轼”、“徽宗立，为门下侍郎”……但就是这样一位被欧阳修实名点赞能比之苏轼的少年神童、后来的大宋宰相，在面对《汴都赋》的作者时，也不得不甘拜下风。而《汴都赋》的作者也用实力教会了李清臣一个道理：天才神童，其实也分三六九等。
《汴都赋》的出现，震撼了整个北宋，所有人都知道太学诸生中有一个叫周邦彦的年轻人很有才华，而也正是这样一篇奇文，让周邦彦受到了宋神宗的赏识，由此开始了仕途逐浪。
周邦彦不是普通的读书人，因为他的入仕方式不可复制，在其他人还苦心孤诣只为一朝中举的时候，年轻的周邦彦已经靠着《汴都赋》这篇爆文，成为了太学正（正九品）。纵观整个宋史，科举入仕的人不少，但靠着爆文入仕的，却凤毛麟角了。
年轻时的周邦彦充满了矛盾性，一方面是“疏隽少检，不为州里推重”，另一方面是“博涉百家之书”，应该说小周一定是个让人又爱又恨的年轻人，在私生活放荡不羁的情况下，居然又博览群书，把才子和浪子的神韵都完美融合到了一起。
天水一朝的两宋时期，读书人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绝后的提高，在这个“读书人犯了错都不能处死”的年代里，皇家也变着法给读书人提供方便。比如发生在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的太学生扩招（名额增加至2400人），就让因为人缘不好导致不能科举的周邦彦解决了编制问题。
可以说，作为官学首府的太学几乎囊括了帝国最优秀的一批年轻人，但并非官宦子弟出身，基本全靠散养的周邦彦身处其间也毫不逊色。“是金子到哪里都会发光”这句话在周邦彦的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很快神作《汴都赋》的出现便改变了他的命运。
我反复在强调《汴都赋》的原因，是因为这篇文与周邦彦日后的政治境遇息息相关，很多人都不理解这篇文的重要性，准确地来说，周邦彦就是靠着这篇文先后得到了宋神宗、宋哲宗和宋徽宗三位皇帝的眷顾，当之无愧的“一赋而得三朝之眷”。
被皇帝陛下亲自提拔为太学正，这样的政治起点让周邦彦成为了一时名流，而本就有才华的他也开始了自己“勤于词工”的文学事业，这一干就让他变成了两宋婉约派的集大成者。
成为太学正的那一年，周邦彦才28岁，但在那之后的五年时间里，周邦彦的政治生命就像是被遗忘般再也没有任何调动升迁。其实回到史书的字里行间去品读，我们就可以找到让周邦彦止步不前的原因。
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接受不了两度败于西夏的宋神宗仓促晏驾，留下了一个陷入新旧党争漩涡中的烂摊子，而匆匆登基的宋哲宗当时才只有十岁，一应军国大事都交由祖母皇太后高氏（高滔滔）来垂帘定夺。
高氏是出了名的保守派，原本碍于后宫不得干政的传统，不得不放任儿子神宗皇帝赵顼搞变法，但变法搞到最后一地鸡毛，弄得天怒人怨。所以等到垂帘听政的时候，高氏终于按捺不住地宣布将另一个保守派大佬司马光接回朝廷，被打压了好几年的保守派也随之尽数回归，针对新党的政治清算由此开始了。
而看似和新旧党争毫无瓜葛的周邦彦，其实也已经被波及。因为那篇改变他命运的《汴都赋》里，满满都是周邦彦对“熙宁变法”的支持和赞美。一个正九品的小官还不足以被保守派作为典型来打击，但在保守派全面得势的时候，倾向变法的周邦彦也不可能得到任何升迁，所以“五年无有寸进”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起点很高，现实骨感，这放在任何人的身上都是个无法接受的事情。但周邦彦却显得很淡定，五年的冷板凳生活非但没能让他产生怨怼，反而让他有更多的精力去思考和创作。
自他以前的婉约派宋词为了模仿柳永长调慢词的曲调，出现了大量堆砌辞藻、甚至敷衍成词的现象，很像如今的自诩古风音乐，实则歌词一窍不通的流行歌曲。而随着周邦彦的出现，渐入颓势的婉约词开始重新回到章法严谨规整，结构错落有致的家境，而周邦彦也用他的诗词向所有人展现了婉约词的唯美之处——无一处不含蓄，无一处不动情。
周邦彦赋予了婉约词新生，婉约词也塑造了周邦彦的心性。伴随着宋神宗壮志未酬而饮恨驾崩，倾向变法派的周邦彦也开始了离开汴京，调任地方的江湖之旅。
他欣赏过庐州的月光，也曾流连于溧水的溪畔，在尔虞我诈的官场中活成了一朵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荷花。而在他的笔下，宋词之美也渐至臻化，而那首被后世传颂为咏荷第一名句的《苏幕遮·燎沉香》也正是在此情况下诞生的。
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寥寥几句，周邦彦便将雨后的荷花写得淋漓尽致，在诵读过程中，我们仿佛一闭眼就能看到那满池被风拨弄摇曳的荷花。
其实，于周邦彦而言，放逐江湖未尝不是他的理想生活生活，但树欲静而风不止，当政局再度发生剧变的时候，置身其中的人又怎么能独善其身呢？
不过这一次，是新党胜了。
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年），被称为“女中尧舜”的皇太后高氏终于薨逝，做了八年傀儡皇帝的宋哲宗开始了他的报复，他不满旧党群臣只尊高氏，不把他放在眼里的态度，少年老成的他在掌握军国大权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新启用变法派，并开始了对旧党的全面打击。
正在溧水做知县的周邦彦也在收到升迁调令后重返汴京，并开启了长时间的京官生活。值得一提的是，返京的周邦彦很快就受到了宋哲宗的接见，目的只有一个，宋哲宗也想见见《汴都赋》的作者。
能写出这样好文章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年轻的皇帝陛下看着堂下刚过四十岁的周邦彦，当即给了他相当崇高的政治礼遇。这次的重返汴京对于周邦彦来说，是人生辉煌的开始，自此以后的他基本都处于一路高升的状态，羡煞旁人。
宋哲宗虽然一生短暂，但这位被称为北宋最后一位明君的皇帝还是完成了父亲神宗皇帝的夙愿，在任期间打得西夏惨败，为北宋后期惨不忍睹的战绩增添了一丝亮色。而随着宋哲宗的驾崩，那位“除了做皇帝，样样都会”的宋徽宗来了。
如果没有做皇帝，宋徽宗一定会成为宋朝历史上当之无愧的杰出文艺界代表人物，而对艺术爱到痴狂的宋徽宗自然也听过《汴都赋》的大名，所以一直在默默写词的周邦彦第三次因为《汴都赋》而得到了宋徽宗赐对崇政殿的礼遇。
虽然三朝不绝的恩宠让周邦彦从一个小小的太学生，一路做到了提举大晟府（最高音乐机构），但周邦彦在政治上的建树却远远比不上他在词坛的成就。
他就像是灯下坐枯禅般，置身浩瀚的宋词中，用一己之力剔去浮华，扫去尘埃，让宋词回归到最本真，最清雅的状态。
不得不承认的是，周邦彦笔下的词，内容尽是柳永式的浅斟低唱，毫无辛弃疾式的金戈铁马，但这并不是周邦彦的错，他所生活的时代是被北宋相对和平繁荣的时代，而他本身也并不是一个执着于建功立业，渴望匡扶社稷的将相之才。
其实到了周邦彦晚年的时候，北宋的乐章已经渐进尾声，外有强敌环伺，内有奸臣当道，不愿与奸相蔡京等人为伍的周邦彦迎来了人生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外放，自此以后便再也没有回到汴京。
宋徽宗宣和二年（1020年），在臭名昭著的花石纲刺激下，方腊起义正式爆发，虽然短短一年时间就被镇压，但宋徽宗治下的大宋天下已经开始繁华褪去，露出触目惊心的真实。
宣和三年（1021年），六十六岁的周邦彦病故，能在北宋繁华褪尽前先离开，我想这也是周邦彦的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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