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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蒙文》是清朝康熙年间的秀才李毓秀，放弃仕进之途，依据孔子的教诲要求，结合自己的教书实践编成的学童入门读本，它主要列述了弟子在家、外出、待人、接物、处世、求学时应有的守则规范，强调学童怎样做人、懂规矩，教育学童以孝顺父母、恭敬兄长为名义，继而教育大家把对父兄的顺从，扩大到社会的各个阶层，主动去追求对传统思想文化的认同，宣谕以孔子儒教为立国的根本。
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废经废伦，治安败坏根由。贪嗔痴慢，人心堕落原因，欲致天下太平，须从根本着手。图挽犯罪狂澜，唯有明伦教孝。误根本为枝末，认枝末为根本。为求解决问题，反倒制造问题。君子唯有务本，本固邦国自宁。后来，由清朝乾隆年间的辛卯科副榜贾存仁，从形式到内容上进行修订改编，不只是针对学童了，而是用来规范每个人做人做事的行为习惯，并改名为《弟子规》。
《弟子规》引用圣人的著述，以一锤定音的方式，生硬说教，臧否万行，是当时皇权、神权下的产物，统治者需要这样的顺民、傀儡、奴隶，就给平民子弟灌输这样的一套启蒙读物，其心可诛。那些必须按照父母意志来学习、生活的孩子，他们获得了成功经验快捷方式的同时，也往往承受了不可承受的压力，这样的孩子，缺乏逆境教育，他们最致命的弱点，就是无法承受可能的失败。想一想，古代圣贤为何要这样教学？
孔子对君臣关系的看法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是儒家伦理文化中的架构，即通过上定名份来教化天下，以维护社会的伦理纲常、政治制度，强调被统治者必须无条件地服从统治者，认为劳动者是靠他们这样的上人、贤人养活的；法律条令等强制性的规定，不是用来约束上层人物（统治者）的，而是用来治理下人（劳动者）的，这种道德礼教，与现代的政治、经济、教育、法律、社会制度以及提倡的人际关系是相悖的。
父母呼唤，应及时回答，不要慢悠悠地很久才应答；父母有事交代，要立即动身去做，不可拖延或推辞偷懒。统治者需要推崇这样一种德行，来维系整个社会的稳定，因为这是约束弟子的，而不是约束他们的，他们可以乱做，而弟子就得乖乖地听他们的，以达到听其摆布的贪心，让孩子失去了机灵，失去了天真，这就容易扼杀学童的思考能力、判断能力。孩子一旦犯错，就过于自责；缺乏担当，会遇事退缩。
父辈可以任意对待儿辈，儿辈却不能有任何不满的表示，在追求成功的无形之中，父母释放了自己的完美倾向。人的本性，会因强调无条件的服从，而受到严重的压抑，将虚伪取代真诚，就会产生十分有害的残害学童之后果。东汉经学家郑玄写给儿子郑益恩的《诫子书》，他教育儿子要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继承父业做学问，传授给儿子为人处世所应具备的勤奋、节俭、自立的美德。
三国时期政治家诸葛亮写给儿子诸葛瞻的《诫子书》，更是入选了人民教育出版社新版七年级语文教材，成为了今天学生必背的国学经典古诗文之一，他为了蜀汉的国家事业，日夜操劳，顾不上亲自教育儿子，将普天下为人父者的爱子情怀表达得非常深切。《训蒙文》也许能教育出老实听话的孩子，但却难培养出一个孩子健全的人格，我们应该早期充分陪伴、后期大胆放手孩子；悲观、抑郁、脆弱、疯狂的孩子正变得越来越多，我们却茫然不知。
当今社会，我们除了要进一步推敲社会主义理想目标的具体含义，还必须权衡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所要付出的代价，进而让我们相信我们应当为什么样的目标而生活、奋斗。失败带来的不是宽慰，而是更大的压力，更多孩子趋于悲观，将失败归咎于自己，而不是外在的环境或者目标的太高。这种所谓的孝悌仁爱之德行，何必要灌输盲从？何必要灌输卑躬屈膝那套？这样教育长大的孩子，会把凡是有悖祖宗遗训的想法都认为是邪说，凡是不符合传统习惯的行为都认为是忤逆。
我们选择的创造自由、思想自由，就一个竞争社会而言，依赖于不在于每个社会成员是否有能力推动人类思想发展的原动力，而在于每一种观点或判断是否不受压制，并以新的思想观点投入到辩论和宣传中，去经受考验的这样事实。子女对父母的感情是自然而然、发自内心的，父慈子孝这个概念是合乎情理的，即使要强调孝敬，也应以感念养育之恩、恪尽赡养之责为根本。我们不宜教条学习《训蒙文》，尤其是对于与现代生活和价值观有冲突的奴化教育内容，应当摒除；那种由表及里的学习研究方法，不可丢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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